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对毒品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但毒品犯罪数量、吸毒人数、查获毒品数量等却不降反升,毒品犯罪治理陷入了"越打越多"的困境。境外毒源地对中国渗透加剧,毒品犯罪组织的反打击能力增强,这些客观因素增加了毒品犯罪控制的难度。从刑事治理来看,存在毒品犯罪大量适用重刑、刑罚裁量过分重视涉案毒品数量、从严惩治的目标群体定位不准等问题。要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上升的趋势,需要对源头犯罪、对毒品犯罪组织中的核心成员从严,对受雇佣、受指使参加毒品犯罪的人从宽,弱化涉案毒品数量的刑法意义。     

政策作为法的渊源及其法治价值

在社会高度分工合作、高度分化整合的社会政经条件下,政策作为一种由国家推动和保障实现的行为规范已与法相互融合乃至密不可分,由此决定了"去政策化"之不可能。追求体系的形式理性法应友好、适当地接纳对社会实在更具时效性及亲和力的政策性规范,释放一定的入口,防止成文法体系成为封闭、僵化的存在。政策对于"法律"的适用具有补充、梳理、纠错、协调和主导的功能,将其定位为法的实质性渊源,可使之成为沟通、弥合"形式法治"与"实质正义"之区隔的桥梁;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政策法规在一定情形下、相当程度上也具有法的渊源功能。在法治的问责制条件下,政策能够被合理"规训"并发挥其对法治的构建作用,而成为法治的内在要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政策思想及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制定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政策执行前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政策;政策评估要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政策思想对当代的重要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要牢牢掌握制定和实施政策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要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实事求是并且与时俱进的。     

论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路

县域新型工业化是通过新型工业部门和新型工业发展方式的发展来推进的工业化。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大力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面临着县域工业化基础普遍薄弱、对传统工业部门的依赖和对新型工业部门的迷茫、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稀缺、企业创新不足,获得的支持不足,地方政府的理念和政策转换慢以及缺乏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制约,要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包括充分利用在县域新型工业化中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创造有利于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政策环境、做好产业选择、加强产业链建设,并且国家要高度重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日本农险扶贫的政策机制与成功经验

日本农险扶贫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对日本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业进步、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以"农业共济社组合—农业共济社组合联合会—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为主的组织结构、以丰富种类、科学费率与灾损统计著称的内容体系以及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使得日本农险扶贫效应显著。我国的农险扶贫制度设计应充分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着眼于对组织结构、内容体系、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改进,最终发挥出农险扶贫制度的经济效应。     

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及其对话辩证法思想

较之其早期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戴维森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后期意义理论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不是对其早期意义理论所做的无关宏旨的修补,而是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形态。对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进行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发展也不无裨益。戴维森通过引入解释者这一要素将解释活动置于解释者、说话者以及共同世界三者的互动关系之中。戴维森所构建的人—他人—世界三元互动的三角测量解释模式,旨在表明语言理解依赖主体间的语言交流互动,意义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交流互动的产物,是解释行动的结果。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拒斥语言交流和意义的约定论,强调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彰显对话性和动态生成性,蕴含了对话辩证法的思想。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基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进行理论探究。通过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都会吸引企业转移,但在双边市场开放度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规模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在双边市场开放度较高的情况下,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起主导作用。其次,当对某一地区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政策时,该地区的市场规模或技术优势对企业转移的影响将变大。因此,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现阶段应以对外投资为主扩大沿线国家市场规模,而随着互联互通的加强,应以技术输出为主提高沿线国家技术水平。同时以降低关税和增加配额的方式,对转移的中国企业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地区排序为南亚、东盟、中东欧、独联体、中亚、蒙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四重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旗帜和标杆,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生成逻辑:其一,它源于对以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和此起彼伏的侵略扩张与霸权战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践行和超越;其二,它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的弘扬和发展;其三,它源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其四,它源于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城邦政治思想、"永久和平论"、"世界精神"、"世界主义"等国际主义理念的吸收和借鉴。     

“全面二孩”政策对湖北城镇化的影响

对湖北省人口进行预测,从人口迁移偏好、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湖北省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儿童数量的减少不利于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则会降低城镇人口数量,而20²4岁人口以及2024岁人口以及20²8岁女性人口的迁移意愿较强;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纯消费人口"数量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进了城镇化水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单位加快进行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出生人口增加,成为劳动力人口巨大的"后备力量",对城镇化建设发挥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促进人口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间接对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政策,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减轻后顾之忧。     

多重危机冲击下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

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经历了诸如欧债危机、周边安全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认同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反映到欧盟对外政策方面。从最近几年欧盟在对外政策各领域发布的政策文献以及对外行动实践来看,欧盟对外政策中务实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反映了其在价值观外交遇挫后的战略调整。欧盟现在更加重视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针对某些国家提出了复原力概念,在安全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强调战略自主性以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欧盟对外政策调整同样反映在其对华政策领域,欧盟对华疑惧情绪增加,对华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渐浓,更加强调对中国的规制和欧盟的整体利益,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