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经筵中的师道实践

依托士大夫阶层实行全面文治,是宋代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促使宋代儒学高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精神自觉意识同时高涨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宋代儒学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政统的道统观,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揆诸历史,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过程."师道"观念经中晚唐至宋初的古文运动,逐渐在儒家学者思维世界中渗透,而在宋真宗、仁宗两朝渐渐完善起来的经筵制度,使得士大夫依凭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优先权,逐步取得对君主的教育权,并将道德规范加于君主权威之上.在士大夫以道自任的基础上,形成道统脱离政统而自足的契机.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朱熹与《周易参同契考异》

本文以朱熹所作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为切入点,从朱熹作文的缘由,道教、道家之宇宙论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影响,道教、道家之阴阳五行理论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周易参同契考异》中体现的涵养本原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探讨朱熹哲学思想形成与道教、道家的关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与前沿问题研究展望

“四个全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顶层设计。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可靠保障和根本支撑。“四个全面”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全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思维,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不断深化“四个全面”的渊源问题、历史定位、理论层级、规律问题、实践问题的研究。     

产业联盟中“政产学研金介”系统的构建与角色定位

产业联盟的有序运行及联盟目标的实现,要求选择合理的联盟运营模式及联盟成员的准确定位.提出以产业集中度作为联盟主导的选择依据,确立以政府、企业为主导的两种联盟运营模式.实施政府为保障,资金为支撑,中介为桥梁,大学、科研机构为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的联盟发展思路.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来源考

“双陆不胜”、“鹦鹉折翼”反映的是武后还政于李唐的事情。这两则故事在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范仲淹《范文正集》、苏辙《栾城集》、李弥逊《筠谿集》均有引用。然而《旧唐书》未收二事。《新唐书》载有“双陆不胜”,《资治通鉴》亦载有“鹦鹉折翼”。实际上这两件事属于民间传闻,而这民间传闻又与佛经和佛经变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高校课程考核改革与人才培养

课程考核作为检验人才培养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测绘人才需求和测绘专业课程性质的分析,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对现行课程考核模式进行了优化,制定了较为合理的具有测绘专业特色的考核方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优秀法文化的创新转化

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法治文明,与现代法治并不相悖。国家富强的目标、奋力改革的取向、德法并治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并构建适应中国人民生活的法治模式。人民取向的法治观、平等的法律保护、“天下大同”的法治视野,又成为现代法治创新的重要智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