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判定补贴利益的私人投资基准： 法解释学与法经济学的视角

在反补贴案件中,私人投资基准是判定政府投资是否带给企业以补贴利益的标准。在具体选择私人投资基准时,不宜设置股权比例的限制,也不可选择囿于沉没成本效应的内部投资者价格,更不应采用容易异化为贸易保护的结构价格。若无私人投资价格,可转而审查政府投资是否基于商业动机,但投资动机的举证责任由被调查方承担。符合关联性、中立性、逻辑性、专业性四项要求,由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商业动机的首选证据。     

民国时期江苏医政新变探析

医政是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较为久远,且相对保持稳定。1934年,陈果夫创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将卫生教育、卫生行政与卫生医疗三者融为一体,奠定了医学与政治的新关系,实现了医政与教育的新融合,联接了当下与未来的新通道,实现了医政新变。     

基于企业视角的湖北省油菜良种补贴效果评析 ——以统一供种为例

基于楚汉种业和龙华种业等8家种子公司在湖北省56个县（市）区域的油菜种子业务经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排除政策效应评估中可能存在的个体固定效应、时间效应和内生性,评价统一供种项目对种子公司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统一供种项目有助于种子公司在县（市）区域提升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但在县（市）区域销售量大、市场占有率高的公司不太愿意参与统一供种项目。     

基于动态贝叶斯博弈与效用理论的公共自行车政府补贴研究

目前公共自行车已成为解决环境污染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交通方式,其中政企合作模式是公共自行车发展的首要方向以及合作过程中政府设置合理补贴激励的主要方法.文章应用动态贝叶斯博弈研究了政企间博弈关系,得出了政府效用最大化时政府必须设置合理的补贴激励系数.最后应用算例对研究问题进行了探讨.     

“村改居”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与重构

"村改居"社区作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社区类型,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有着社区形态的过渡性、生活场域的二元性、居住人口的流动性和社区管理的复杂性等特征,因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村改居"社区,"党政经"一体的"混合型"传统组织架构这一弊端,造成党组织权威弱化、自治组织地位虚化、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异化,引发社区治理失序。以"政社分离"、"政经分离"为标志的治理改革,让社区组织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推动社区治理事务类别化与权责明晰化的同时,有助于基层权力的有效制衡与组织架构的优化整合,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趋势、国际比较与路径优化

近年来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这与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采用描述性统计数据,梳理自2007年试点以来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采用比较分析方法,选取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对比,深入分析新形势下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困局。研究表明：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践发展既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农业保险政策目标与农业发展形势不相适应、财政保费补贴省域差异不明显、农业保险险种相对单一、财政支持农产品品种数量偏少、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偏低、农业保险组织管理相对落后。据此提出农业保险政策的优化路径：进一步调整农业保险政策目标,“因省而异”制定中央财政差异化保费补贴政策,开展完全成本保险、产量保险及收入保险,拓宽财政支持农产品品种范围,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构建全国性农业保险管理体系。     

关于上海市公交冷僻线路补贴和发展的相关思考

为了填补公交服务空白、强化公交覆盖薄弱区域,近年来上海新辟或延伸了一定数量的公交冷僻线路。冷僻线路主要分布在特定区域,且存在长期处于客流少、营收低状态的可能,为此上海相关管理部门给予了稳定的政策扶持。政策支持多年来,对于提升全市公交服务供应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补贴机制已实施近十年,已与当前发展实际不符,为此通过剖析现状、进行合理性评估以发现问题,对重新优化完善补贴内容、促进冷僻线路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透视地方政府引入ISO9000

固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阻碍了ISO9000标准应用于各级政府管理的普适性,实际上,条块分割的职能业务,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控制,能上不能下的人事管理制度,不注重绩效的目标考核体系,一直是政府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