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两种理论视野下的西欧穆斯林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已经成为西欧社会不容忽视的现实存在,但是在政治参与方面,穆斯林远未能有效参与西欧各国的政治进程。穆斯林人口在种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多样性是其有效参与政治的内在障碍。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穆斯林对公民权、政治精英、参政渠道等政治资源的占有不足,加之欧洲殖民心理遗产的影响、欧洲的世俗化政策、伊斯兰恐惧症、外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了影响穆斯林广泛参与西欧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因。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公共教育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集体办学的实践路径——基于“十女办学”者的口述历史分析

现代化需要最基本的社会动员,而办学和普及教育是农村社会动员最重要的途径。依据20世纪60年代西南农村妇女办学的口述资料,考察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办学状况,展现农村集体时代民办女教师的来源、社会功能、生活保障和教育教学实践样态。“教育翻身”的新社会新国家情怀是青年妇女献身艰苦教育岗位的内在动力;“两条腿走路”的公共教育办学方针、地方干部深入基层和大胆实践的精神,促成了女青年上山办学和志愿从教;她们在农村集体组织中,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特点办起了灵活有效的“耕读学校”;“民办教师”的社会主义集体认同,激发了她们前所未有的办学活力,村庄和学校都是女教师们的社会舞台;她们是我国农村集体化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探索者。面对当前乡村建制化学校和教师队伍疏离乡村等问题,公共教育必须依托农村新生的集体力量,通过激发乡村教育和妇女社会活力,促进劳动合作、集体生活、学校与社区融合,新时期乡村振兴才能得以生根,社会主义公共教育活力才能得以复苏。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关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

政府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具有内在联系,政府组织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过程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行为,是通过组织间和组织外传播与动员对象进行的有效互动。其中,组织间传播是一种基于人情投资的资源动员,而组织外传播则主要通过人际传播起作用。政府组织在面对面的人际动员实践中既存在“培养典型”等传统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也利用了情感等多种因素,此外还引入了国家正式权力进行惩戒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