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关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

政府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具有内在联系,政府组织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过程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行为,是通过组织间和组织外传播与动员对象进行的有效互动。其中,组织间传播是一种基于人情投资的资源动员,而组织外传播则主要通过人际传播起作用。政府组织在面对面的人际动员实践中既存在“培养典型”等传统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也利用了情感等多种因素,此外还引入了国家正式权力进行惩戒动员。     

转型期国民经济动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正面临着深刻的制度变革.过去那种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下运行,以保障全面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转型期国民经济动员的制度创新,充分调动人们参与动员的积极性,实现国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爱与无畏中前行

人类心灵深处有一种湛蓝,一如童真眼眸中的圣洁纯净。那是温暖,那是爱与无畏。     

震不垮的基石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当生命饱受考验的时候,冲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除了那些可亲可敬的救援人员们,还有来自最基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们。他们给记者的震撼超乎想象。     

革命动员视角下的中国革命——略评《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

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历来属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题材.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在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出版了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视角上,要么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要么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或者强调上层的作用,或者突出下层的影响.这些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要真正认识与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发展历程,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的作用,而应从上下联动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来进行研究.对此,《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一书,从革命动员的视角,对当时中央苏区革命动员的方式、动员的对象、动员的成效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分析,这无疑可以让人更为直观地认识与了解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其社会效益应当肯定.     

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迁,以行政权力为轴心的压力型供给体制的形成,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体制的支配下,有关义务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手中,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来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范围,供给责任下移因此有了制度的空间.但农村义务教育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要保证下移的各项任务和指标的落实,中央政府部门必须要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压力和激励.这种压力型的体制赋予基层政府的只是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激励,所以,无论制度内财力是否充足,基层政府始终有再甩"包袱"的卸责冲动,制度外供给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要路径.     

减灾救灾社会责任及其机制研究

目前,中国处于对未来发展决策的关键时期,未来5年-10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向.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从社会动员能力看当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在所有能够影响农村社会政局稳定的关系当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又是最难处理的关系。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安排,稍有不当,就会影响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进而影响国家在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目前,农村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处于相对紧张状态,其原因恰在于涉及到农民权益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存在着欠缺。改善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规范政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