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会高等教育的历史审视

教会大学指的是西方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十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自 1 9世纪 80年代起 ,教会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 ,一般认为 ,受美国长老会差遣的传教士狄考文主持的文会馆 ,于 80年代开始进行高等教育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是在 2 0世纪初以后正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教会大学的产生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 ,教会大学在办学目的、教学活动、教育管理、教师及学生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 ,并作为教会学校体系的尖顶而对中国的社会及文化教育发生作用。     

近代基督敏新教江西美以美会研究

作为内陆省份江西的近代基督教新教活动往往被各种基督教研究的专著所忽略.基督教新教的江西美以美会晚清传入江西后,发展迅速,1913年成立了江西美以美会布道年议会,1917年,布道年议会升级为年议会,辖区也不断扩大.江西美以美会采取了教、学、医三管齐下的传教策略,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三者相依相促,形成独具一格的宗教文化.这些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江西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     

英诺森三世与中世纪“世界教会王国”的形成

英诺森三世是西欧 1 3世纪初著名的罗马教皇。他在位的 1 8年间 ,进一步完善罗马教廷的税收体系 ,在教会内部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 ,摆脱神圣罗马帝国对教廷的控制并最终确立了教皇国的疆土。英诺森积极参与政教之争 ,制服了英、法、葡萄牙等国君主 ,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攻克拜占廷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他成立修会、组织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 ,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 ,全力清除异端势力和影响。使罗马教廷梦寐以求的世界教会王国初步形成 ,也使教会势力发展到中世纪的极盛时期     

他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学生——访初中外语老师

上初中时，因家里穷，没钱到学校食堂买菜吃，整天就是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那咸菜没过几天就发霉了，吃下去肚子疼，但没办法，还是要吃啊，也想过哪一餐就不吃啦，但不吃念书哪有劲呢，于是仍像吃黄连般咽下了肚子。那种感觉真是刻骨铭心啊!     

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1920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

20世纪20年代,国际宣教会从创立伊始即将“帮助人类摆脱毒瘾”视为长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它接续前辈传教士的传统,在传教地区自觉担负起道德教化的责任,通过舆论宣传唤醒公众的反鸦片意识。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国际主义思想的感染下,国际宣教会不仅成为初创时期的国际联盟的拥护者,而且试图影响国际联盟建构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反鸦片领域,国际宣教会积极参与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以及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各个环节,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禁毒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以国际禁毒为载体,国际宣教会在道德教化与政治参与之间找到了耦合点。     

清中前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中国礼仪问题——以丧葬为中心

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丧葬的问题上。该传教会坚定的执行和实践罗马教廷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敕令,不仅是天主教排他性的表现,更是为了适应当时恶劣的传教环境。     

感谢全国人民教会我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专访2008年度中国十大公关人物王惠

春天,满室弥香。这是记者走进“向世界报告北京奥运”的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官方新闻发言人王惠,位于中国海洋石油大厦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她的办公室的鲜香印象。     

晚岁忆师友——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导语:章开沅教授是享有盛誉的史界前辈,60多年来,章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里勤奋耕耘,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学者,在张謇生平与思想、辛亥革命史、中国现代化史、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文献、荆楚地方史等研究领域都推出了重要成果,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与完善贡献很大。章先生还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     

沪江大学选址始末考

沪江大学校址是美国基督教南北浸会精心选择的,选址过程充满困难和曲折。从1900年筹谋在中国创建大学始,至1902年才初步确定将大学建在上海。1905年美国南北浸会正式达成协议,开启联合办学进程。校董会实地考察多个地点,克服经费紧张困难,最终选定距上海市区6英里,距周家嘴1英里的黄浦江沿岸土地作为校址。所选校址因地势低洼,建筑需垫高地基,致使建筑费用增加;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导致学校影响辐射力变小。但地价低廉,远离喧嚣,适宜学习和传教,且紧临黄浦江,在校园内对来往世界的轮船一览无余,这对学生具有精神激励价值,让他们能时刻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世界”里。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