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二)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章程>),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治理西藏法典性文书.然而,这样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典性文献,目前社会上却出现和流行着内容差异很大的两种不同版本,即原藏于拉萨大昭寺的<水牛年文书>中辑录的<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文书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粹>中公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以下简称<荟粹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本文拟通过对<章程>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等系统研究,以及对两种版本的藏文本及其汉译本逐条进行对勘,并查核制定该章程所依据的有关档案文件后,认为,<文书本>系<章程>之正本.并提醒学界,<荟粹本>非<章程>之正本,希谨慎引用,避免以讹传讹.     

浅谈藏吧与藏文化在都市中的发展——以兰州市藏吧为视点

藏吧是近年来在都市中兴起的以藏族文化的民族风情为特色的酒吧。它一方面起到了展示民族文化,丰富都市生活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兰州市藏吧市场的调查,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期能对少数民族文化在都市中的发展起到实践作用。     

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

文章具体考察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实行近代化改革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内容,认为达赖喇嘛对藏军的改革,是在内外部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统治,但客观上它加快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是西藏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起点或标志,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     

吐蕃入滇与滇藏交通的发展

吐蕃入滇后,滇藏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根据南诏、吐蕃的文物考古资料及汉文史籍中关于8世纪滇藏人员往来和与之相关情况的记载,以及双方人员往来特点的分析,可以在滇藏主要交通线及其走向、道路状况与保障措施、主要交通线的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得出一些初步认识,大致勾画出这一时期滇藏交通发展的基本轮廓。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章程>),是一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治理西藏法典性文书.然而,这样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典性文献,目前社会上却出现和流行着内容差异很大的两种不同版本,即原藏于拉萨大昭寺的<水牛年文书>中辑录的<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以下简称<文书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粹>中公布的<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以下简名<荟粹本>)藏文版本及其汉译版本.本文通过对<章程>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等的系统研究,以及对两种版本的藏文本及其汉译本逐条进行对勘,并查核制定该章程所依据的有关档案文件后,认为,<文书本>系<章程>之正本.并提醒学界,<荟粹本>非<章程>之正本,希谨慎引用,避免以讹传讹.     

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

民国时期的第三次康藏纠纷由国民政府主持调解,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康区和西藏的统属关系。由于康藏纠纷的复杂性,国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措施和原则,实际上是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综合反映。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治理西藏的历史事实。     

数字化趋势下的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

当代科学的数字化趋势给古籍整理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汉古籍文献数字化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将如何面对数字化,数字化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难题,是每个回族古籍整理研究者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本文提出并尝试着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引起同行对回族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视和探索。     

史前藏文化思考

文章试图结合考古发现和藏史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旨在勾勒出史前藏文化的相状,并阐述其所具有的本土特质及其在文化传播和互动中所表现出的多元性。     

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

本文依据《廓尔喀纪略》等原始史料,扼要地叙述清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廓尔喀第二次侵略西藏及清廷遣军入藏收复失地,深入廓境,接受求和的全过程,并清晰地交代作战期间清中央、清驻藏官员与西藏地方当局三方面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适为笔者《第一次廓藏战争(1788—1789)中的议和潜流》(载本刊2007年第1期)的续篇。     

先取西南诸蓄,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在13世纪的南下军事扩展中,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的战略思想,即绕道中原侧翼,进攻金、南宋。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就不断对藏彝走廊地区用兵,最终以忽必烈穿越藏彝走廊远征大理而达到高峰。通过长达30余年的用兵,蒙古基本实现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并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对金、南宋的战争以及对卫藏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军事征服无论是对藏彝走廊本身的历史发展,还是对蒙(元)统一事业的完成以及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