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基于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的考察

明清以来苗语东部方言区民间文献在古歌、古老话、创世纪史话、民间故事等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增多了用汉字记录的科仪文本、地方志、家谱、碑刻等。这些文献更贴近民众日常生活,能够反映出地方社会的真实样貌。它们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教育场域中形成并传承,通过口传心授、文治教化的方式,承载着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生产生活经验,反映出儒家思想和礼制规范。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地方教育促使国家自上而下和地方从下到上双向地实现了礼俗互动,重构了地方知识谱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是地方教育的应有之义,为地方教育提供内在指引。地方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外在助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频共振地强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归属得到升华。     

他者话语的反思：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评析

“西藏问题”,尤其是中国海外藏人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关切的重要问题。自1959年西藏叛乱以后,中国海外藏人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备受关注,也成为欧美学者们竞相展开调查研究的重要领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关系、人口迁移、国际援助、难民政策、身份政治、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本文将在对大量欧美学者的相关专著与论文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厘清欧美学界海外藏人研究的基本特点,对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社区的实地研究,指出许多研究过分服务于政治目的,或研究中情绪色彩过重,或关注点过于集中于中国海外藏人的处境状况。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应发挥本土优势,关注中国海外藏人生活境遇,将海外藏人研究与国内藏族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更加完整的藏族研究体系。     

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现象考析——以敦煌汉藏对音资料为例

敦煌文献中有一类特殊的古藏文卷子,用藏文为汉字注音译音,即汉藏对音材料.这类资料中一般藏文[ka]对应见母字,[kha]对应溪母字,其中异常的是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的对音相同.学界多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其实并非如此简单.通过对比回鹘文、日文译音、汉字注音中类似的现象,分析其移民、方言特点,可以推断这应是当时当地汉语方言中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的一种特殊现象,体现了古代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藏族法律文化研究》简介

藏族法律文化体现了藏族社会、藏民族数千年来为了实现生存发展而创造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从而对社会进行有目的调节和控制。离开藏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孕育这一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是党和国家治藏思想方略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时代背景、独特理论视角以及伟大实践条件。认真学习研究和深刻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的理论价值、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切实做好藏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歌》“二《湘》”合篇方式与内容释疑——《九歌》“配偶神说”反思

先秦湘水神祇故事有两个体系:一是源自沅湘的民间体系。这一体系认为湘水有男神(湘君)、女神(湘夫人),他们是一对配偶神,最初与帝舜、二妃无关,后来接受帝舜南巡不返、二妃溺湘成神故事的影响,湘水女神(湘夫人)的角色置换成了二妃,但帝舜是否成为湘水男神,长期处于模糊的状态。二是官方(学者)体系。这一体系坚守"二妃总称湘君"的说法,认为二妃虽然溺湘成神,但只是单身神,不认为帝舜是湘水男神,也不认为原始的湘水男神是二妃的配偶神。屈原、秦博士、司马迁、刘向、郑玄诸家都属于这一体系。作为先秦楚国儒学传播的重要人物,屈原创作的《九歌》中只有《湘君》,没有《湘夫人》,目的是以官方学者的立场维护帝舜、二妃作为圣主贤后的正面形象。但是由于受民间湘水配偶神传说的影响,从刘向结集《楚辞》到王逸作《楚辞章句》的百余年间,古本《湘君》被分割成今本《湘君》《湘夫人》,而且篇次也被颠倒了。王逸有昧于此,以"配偶神说"解释"二《湘》",难免进退失据。经由民俗资料、出土文献佐证,古本《湘君》是屈原以祀者的视角抒发对湘君(二妃)的爱恋之情。它虽然是娱神之作,却符合《离骚》"求女"的所有标准,体现了屈原作品"求女"意涵的一贯性。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