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TiVA最新数据库以及2009—2018年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有效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这意味着低端嵌入不利于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拐点”后的中高端嵌入才能够明显改善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识别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机制实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低端锁定效应和吸收门槛效应两个机制实现。因此,中国应该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积极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基于公私利益衡量：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个人信息保护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具备可控匿名功能、采用双层型发行模式,其在技术层面的匿名不足以有效保护个人信息,需要基于公私利益衡量的视角重思保护路径。数字货币的较强匿名性未改变基于“告知-同意”原则的基本法律框架,但其形成了私人信息权益、传统公共利益以及推动货币普遍接受这一新公共利益之间的衡量机制,并强化了央行获得个人信息处理职权的需求和厘清货币发行公私混合属性的必要。我国法定数字货币仍面临物理设备中的个人信息被他人非法获取,以及个人信息权益受公权力侵害等利益失衡风险。对此,我国应当直接赋予央行处理数字货币个人信息的法定职权、建立相应的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制度,基于行政授权关系对商业银行设立更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并为强匿名的数字钱包设置反洗钱与网络安全的例外规定。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存在高度的耦合性,两者的产生都是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具有相同的战略意蕴;数字技术的赋能可以有效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内在规定性。因此,以探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举措为主线,从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内部变革、强化外部保障等三个方面来建构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机制与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时代化继承与发展。数字金融作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为“双循环”提供持续动力和关键支撑。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面临着数字创新发展滞后、金融市场供需失衡、金融开放成效微弱、金融风险层见叠出等突出问题,这极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源动力、提升数字金融支撑国内循环作用、打造数字金融赋能国际循环优势、保障数字金融赋能“双循环”安全发展态势,从而推动构建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更有质量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金融—数字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

产业资本并不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资本对自我增殖的无限追求要受到产业本身条件的限制。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幻,而是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完成,并促成了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从而从G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被资本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剥削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从W的角度对G—W—G′的公式进行了扩展。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结合从G、W两个角度共同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使之能够与生产力发展全面脱钩。在这一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不再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融合创新要素以驱动科技水平现代化,能够提升主体创新能力以驱动科技主体现代化,能够增进科技治理效能以驱动科技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主要包括技术供需对接机制、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和科研协同创新机制。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作用,需要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能够实现协同共享匹配的数字化科研组织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化的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和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支撑中国式科技现代化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要求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由单点演进转向集成迭代,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实现了更加深度的融合,这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增强产业技术关联与网络协同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污染治理效率,从而对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带来叠加倍增的赋能效应。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强数字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产业现代化。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国际合作成为战略选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贸规则三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呈现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升级、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化凸显等现状。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数字经济发展外部风险凸显等显著挑战和风险。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提升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的路径研究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增强企业链的稳定性、催生空间链的网络化、引领价值链的分工转型等方式来提升产业链韧性。当前,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链融合呈现以下特征：数字化产业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为产业链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短缺等因素对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形成制约。鉴于此,应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推动数据新要素流动,促进数字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完善产业链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增强数字人才支撑,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韧性的乘数效应,更好推动产业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