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从聚焦数字实际交付服务到数字贸易全覆盖

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球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数字贸易区别于传统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是否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交易,但目前各国按照服务类型而非交易方式统计服务贸易,为数字贸易测度带来挑战。本文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从“数字可交付贸易”到聚焦“数字实际交付贸易”的研究,对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的数字贸易宽口径指标,确立宽口径的数字贸易核算框架,并采用贾怀勤（2018）提出的数字技术融合比计算方法,对我国2018—2020年数字贸易规模进行试测算。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为4.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交付贸易规模1.32万亿元,数字订购服务贸易规模0.99万亿元,数字订购货物贸易按跨境电商计算,规模为1.69万亿。本文深化了数字贸易规模测算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贸易规模测算体系和提出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技术治理的实践过程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在社会变革、信息技术普及、国家治理转型和乡村治理转型等因素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中技术治理逐渐兴起,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治理效能,不断重塑乡村治理样态。技术治理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方式,其本质追求是善治。然而,实践中技术治理的政绩化、监督化和科层化倾向导致了技术系统的泛化和“技术控制”的强化,使得乡村治理被技术系统困住。技术治理与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偏离了善治的本质。对此,应当积极引导乡村技术治理回归治理属性,把以人为本、解放乡村干部、适配基层社会、回归善治本质作为目的和归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技术治理的加持,而只有将技术治理置于善治的考量和目标约束之下,才有利于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

基于TOE分析框架,构建了包括8个观测变量和30个测量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检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效果。通过对14个农业农村部评选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够重塑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乡村治理结构再造,拓展居民参与渠道,赋能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从而助力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但同时,数字技术也会造成一定的乡村治理负担,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功能“收缩”导致内容生产的行政化,数字技术的社区分化引发内容生产与需求的分离,数据指标硬化和治理内耗引致数字技术的悬浮化,治理主体间的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技术的挤出效应。为此,需要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重新审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超越对“数字技术”过度技术化和行政化的追求。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而数字经济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于2013—2020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根据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位于全国末端;耦合协调度从失调阶段逐步转向协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要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布局和发展模式,将数字经济纳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打造经济示范区、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以提升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个人税务信息保护与《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

税收大数据有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但也存在危害个人信息的风险。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大数据与个人税务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且比较含糊,有必要在修订时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纳税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和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个人税务信息提供义务,并遵守“数字正当程序”之要求,给纳税人以通知、申诉、请求更正之权利,以便在发挥大数据红利、提升税收征管能力与切实保护个人税务信息、维护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策略

在当前形势下,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突破口,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工程。省级政府作为执行国家战略的主要行政层级,需积极探索并统筹规划建设数字政府,提供人民满意的服务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结合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对数字政府建设的要求,针对当前建设现状及普遍存在的问题,省级数字政府要以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从行政管理、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等维度,按照“大系统协同、大数据融合、大管理引领、大知识赋能”的思路,开展顶层设计和制定建设策略。     

超越“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

数字技术已经全面嵌入了行政体制,数字治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数字形式主义却因其反映出数字治理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成为数字治理被广泛诟病的症结。数字法治治理应直面数字形式主义所揭示的关键问题：数字权力真空、数字政府独特的技术语境、数字公平问题等。对于数字形式主义的研究应当超越对于官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评,重新定位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而通过完善“治理需求定位—技术引进—治理需求重定位—技术完善”的搭建式进路充分释放依法行政下的数字治理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