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的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如何实现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数据战略下的数字治理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廓清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理论框架基础上,针对当前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现实问题,构建出数字化赋能贵州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要素池所需的三层级数字化方略,并提出全面优化顶层制度体系设计、着力完善民族事务立法工作、系统提升相关治理主体能力、着重加强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四方面的路径设计,进而助力推动贵州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的中国应用：从立法到实施

与欧美国家普遍存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不同,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之初并未在垄断协议部分设置安全港规则,在新法修订过程中才加以补增。由于垄断协议与市场力量的联系存在特殊性,通过合理设定安全港规则的边界,能够较好地回应国内长期以来在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层面的分歧,降低法律实施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反垄断规制的经济合理性。由此,纵向垄断协议的分析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安全港规则补充了新的合法推定,从而形成了“禁止+合法推定+豁免”的全新格局。在欧美国家实践不断变化、国内反垄断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优化我国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需要排除适用严重限制竞争的核心限制行为,在适用过程中合理界定相关市场,科学确定市场份额,并给予安全港规则以拓宽和限缩的空间,使其得以随着市场变化而动态调整。     

数字金融、城市异质性与创新质量提升

本文选取九年间我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程度依次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在城市规模异质性中,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等级异质性中,一线、二线、三线以及四线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五线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地域异质性中,东、中、西部地区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促进效果较大,西部次之,东部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应制定和完善数字金融相关领域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好数字金融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对接;加强存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增量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面,加强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地域、时空上的优势;因地因城施策,促进数字金融均衡发展。     

中国特色对口支援的运作逻辑、实践梗阻与调适路径

对口支援需依靠行政发包制分解任务和“项目制”作为基本载体落实任务,形成“发包”“支援”“落实”三个关键环节。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对口支援易出现“发包”环节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支援”环节受援方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及“落实”环节项目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数字技术赋能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一是可以提升责任性,推动援受双方从“任务”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变,减少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二是可以提升参与性,使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激发受援方内生发展动力;三是可以提升回应性,推动对口支援从“向上负责”到“上下兼顾”的转变,矫正项目供给偏差。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融合发展范式与面向融合范式的政策体系调整

每一轮通用技术革命都会引发产业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而那些能够更快适应产业发展新范式并进行有效制度供给的国家就能够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的加速拓展将推动产品功能、生产技术、商业模式、消费形式的跨产业深度融合,塑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范式。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面向边界清晰的特定产业所形成的产业政策体系、创新体系和监管体系,如特定产业发展规划、特定部门管理机构和特定行业研发机构等制度安排,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产业发展范式,甚至成为生产资源、知识要素和资本跨产业流动组合的障碍,亟须进行改革和调整。     

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数字平台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可为联合体各参与主体间合作搭建桥梁。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和博弈双方有限理性的假设,构建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引入政府激励因素,分析双方主体行为的演化轨迹,利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结果发现：适当的政府激励可以使博弈双方向理想的稳定结果收敛,政府激励额度显著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演化。基于演化结果提出应发挥地方政府引领作用,完善政府激励机制,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完善合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稳步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与边界条件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及其资源能力边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直接促进了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同时还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资源条件下的企业创新活动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赋能方式存在差异。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效应在资源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中更显著,资源条件较好的企业则更多地从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提升效应中获益;两种创新赋能效应的充分实现都需以较强的组织动态能力为基础。     

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提高的重要手段。深圳龙华立足地区实际,提出经济、城区和治理数字化转型“三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区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其强调各领域的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研究发现,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符合穆尔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念。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公共价值驱动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剖析可知,在具备政府支持、大众认同、数字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