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而数字经济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于2013—2020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根据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位于全国末端;耦合协调度从失调阶段逐步转向协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要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布局和发展模式,将数字经济纳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打造经济示范区、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以提升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个人税务信息保护与《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

税收大数据有助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但也存在危害个人信息的风险。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大数据与个人税务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且比较含糊,有必要在修订时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纳税人的信息提供义务和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个人税务信息提供义务,并遵守“数字正当程序”之要求,给纳税人以通知、申诉、请求更正之权利,以便在发挥大数据红利、提升税收征管能力与切实保护个人税务信息、维护第三方数据持有者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策略

在当前形势下,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突破口,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工程。省级政府作为执行国家战略的主要行政层级,需积极探索并统筹规划建设数字政府,提供人民满意的服务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结合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对数字政府建设的要求,针对当前建设现状及普遍存在的问题,省级数字政府要以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从行政管理、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等维度,按照“大系统协同、大数据融合、大管理引领、大知识赋能”的思路,开展顶层设计和制定建设策略。     

超越“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

数字技术已经全面嵌入了行政体制,数字治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数字形式主义却因其反映出数字治理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成为数字治理被广泛诟病的症结。数字法治治理应直面数字形式主义所揭示的关键问题：数字权力真空、数字政府独特的技术语境、数字公平问题等。对于数字形式主义的研究应当超越对于官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批评,重新定位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起点。进而通过完善“治理需求定位—技术引进—治理需求重定位—技术完善”的搭建式进路充分释放依法行政下的数字治理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红利”与“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金融具有更好的地理穿透性,为增进民生福祉,破解“胡焕庸线魔咒”提供了可能,但较少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论文基于中国民生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空间统计与计量方法,从市级层面系统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民生福祉效应,并分析了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民生福祉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异质性特点,呈现“高值向东南集聚、低值向西北集聚”的趋势。数字普惠金融与民生福祉皆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呈两极分化格局,胡焕庸线仍是两者的重要空间分界线;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沿海城市,低-低集聚主要分布在靠近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增进了民生福祉,发挥出“数字红利”的普惠作用;该作用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显著高于西北侧城市,但两侧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区域“鸿沟”在缩小,“胡焕庸线魔咒”有望破解。此外,研究还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增进民生福祉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后者的作用大于前者。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相关技术发展,提升胡焕庸线西北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以增进区域民生福祉均...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制度构建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数字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政府的法治化建设。首先,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府的决策和服务往往依赖于人力资源,出现效率低下、监管不力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克服这些问题,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智慧型政府的目标。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有着三重技术困境。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可能导致政府决策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政府的治理效果。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隐私方面面临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也可能对就业和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第四,为了破解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治理的技术困境,需要相应的政策法律纾解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制定预防、应急和长期的政策治理策略,在放权和管制方面实现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等。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