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模式与创新思考

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阅读媒介从传统的纸质阅读转变成手机、电脑以及互联网等终端.数字阅读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成本低且便捷性高,打破传统阅读的时空限制,进一步实现了绿色阅读,减少了环境污染.在未来,公共数字阅读将成为一种趋势.基于此,本文详细地概述了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的价...     

数字红利视角下老年数字失能表现、成因及治理新路径

伴随着数字化和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口的数字失能问题日益显现。老年数字失能是指老年人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社会变迁中存在突出的数字接入困难、数字使用障碍并最终导致其数字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型数字红利获取难、社会型数字红利共享难、文化型数字红利利用难、健康型数字红利受益难,并源于“经济沟”“技术沟”“心理沟”“社会沟”共同作用。为解决老年数字失能问题,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第四次修正,在数字治理过程中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构建分类治理新机制,完善中国老年数字失能治理顶层设计。同时,注重培育适老化数字产品市场,完善老年数字产品行业的国内国际新标准,通过三级管理五方合作联动格局打造中国数字养老服务新模式,从而建立起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数字包容社会。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在阐述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提升了数字治理能力,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改善了空气质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二,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在于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错配矫正效应及关键技术突破效应,需求侧的信息消费拉动效应、数字设施引致效应及就业需求带动效应。第三,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调配能力不强及数字鸿沟等问题,可通过适度超前进行“新基建”、增强资源调配能力以及加快形成国内大市场等举措为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条件。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当代之思：以数字资本竞争模式为例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阐明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趋势,以此廓清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自身界限,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的规律正是资本自我扬弃的关键。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消费者而言,意味着能以更优惠的价格购得生活资料;对商业资本而言,预示着资本将陷入以平台垄断、流量获取和股价运作等为标志性特点的新型竞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尽管资本之间的竞争采取了新形式,表现出在马克思的时代仍处萌芽状态的新特征,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利润率与竞争的关系、资本辩证运动的论断仍然成立：资本竞争不可避免,竞争必然导致数字资本领域的利润率在新的规模上、以新的方式趋向下降。赢者通吃的竞争逻辑不仅宰制着资本的发展模式与内在界限,而且深入生产之外的流通和消费领域,在将消费者卷入资本增殖循环的同时,也开启了消费者参与反抗资本的可能性。     

论监管沙盒下我国数字藏品市场的法治实现

数字藏品具有中国特色,本质上为受监管的非同质通证（NFT）,是存于区块链上的一组数据。我国数字藏品存在监管安全、产权认定、技术安全等多方面风险,在监管治理上面临较大挑战。监管沙盒作为现有监管框架内提供监管豁免及优惠政策的一种创新实验机制,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数字藏品的监管治理。监管沙盒具有主体平等性、风险可控性、设计个性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差异化等特征,应完善数字藏品监管沙盒准入、运行和退出三大环节,构建以金融监管部门主导下的“官方型”及“行业型”为主要类型的我国数字藏品沙盒监管机制,从立法与执法主体分离、制定合法性规则、强制性与任意性规则类型化设置等方面推进我国数字藏品的发展。     

数字经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并实现产业升级问题,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构建反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微观机理上看,数字经济是通过增强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渠道助推了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成长性较低企业、制造业和非高技术产业、财政自主度较高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子样本中,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综合来看,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以自主创新能力、价值链位置攀升和经营效率所综合体现的企业转型升级。最后指出,我国应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数字产业化步伐,加速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同时应避免“企业数字鸿沟”,为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企业价值链攀升提供新的路径。     

数字平台经济竞争与垄断的微观基础研究

数字化技术引致人类社会划时代的变革及人的理性行为选择方式质的飞跃,由此形成了新的生产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等,并驱动了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平台厂商（DPM）是这种根本性变革的主要载体,其竞争与垄断方式也出现根本性变化。DPM的本质特征是网络效应,DPM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策展机制的竞争。策展机制是指通过数字化智能技术进行有效的内外治理,拓展与深化积极网络效应,减少消极网络效应。DPM若没有网络规模难以成功,但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的DPM同样可能出现凹型崩溃。所以,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市场结构、市场占有率、市场支配地位等概念并不适于评估DPM是否垄断,而可竞争性则是一个可选择的概念。当前,对于平台厂商反垄断的治理和监管,重点应放在促进DPM的创新、可竞争性和行为规范上。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数字技术赋能及价值研究

数字技术的创新演进和深入实践,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并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对话有新的可能性。数字技术的万物互联性也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重塑了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发展契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民众生活方式的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