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数字作品合理使用的若干法律问题

数字作品的合理使用问题是近来关于数字版权的激烈讨论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数字技术将在怎样的法律框架内发展、作为商品的数字作品的交易环境、以及如何实现数字环境下版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平衡以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受数字作品创作、传播与交易方式的影响,合理使用已经部分丧失了其经验性正义和经济学基础,但其仍具有相对正义性以及促进数字作品社会价值充分内在化与公平交易价格形成的经济学价值。另外,当一项法律制度受到技术变革的挑战时,温和的改良较之激烈的变革更为可取。因此,合理使用在数字技术时代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数字时代的身体再社会化——基于健身房内身体实践的质性研究

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让人们在享受突破时空限制的身体解放时,也遭遇着全新时空情境下的身心秩序“危机”。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健身房内的健身实践,具体分析高度数字化时代中国社会人们遭遇到的身心困惑,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健身者如何借由健身行为实现身体再社会化,重建一种契合于数字时代的身体策略与身心样态。     

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的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如何实现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数据战略下的数字治理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廓清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理论框架基础上,针对当前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现实问题,构建出数字化赋能贵州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要素池所需的三层级数字化方略,并提出全面优化顶层制度体系设计、着力完善民族事务立法工作、系统提升相关治理主体能力、着重加强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四方面的路径设计,进而助力推动贵州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的价值共创与应用实践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是一个文学与地理相结合的古代文学知识型应用平台,挂靠在搜韵网站上。研发者是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学术团队,用户群体包括专业学者、古代文学爱好者及部分普通用户。平台秉持“众帮众筹、共建共享”价值共创理念,以数字技术为赋能手段,注重用户需求和体验,通过文献资源共享和用户交流互动,实现研发者、用户及搜韵网站的价值共创。在应用实践中,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主导文学资源服务逻辑,在学术研究、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通过研发者创造、用户参与、平台赋能,实现了多主体、多维度的平台价值共创模式。     

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与边界条件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赋能效应的实现方式及其资源能力边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直接促进了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同时还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资源条件下的企业创新活动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赋能方式存在差异。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生成效应在资源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中更显著,资源条件较好的企业则更多地从研发投入产出效能提升效应中获益;两种创新赋能效应的充分实现都需以较强的组织动态能力为基础。     

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的中国应用：从立法到实施

与欧美国家普遍存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不同,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之初并未在垄断协议部分设置安全港规则,在新法修订过程中才加以补增。由于垄断协议与市场力量的联系存在特殊性,通过合理设定安全港规则的边界,能够较好地回应国内长期以来在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层面的分歧,降低法律实施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反垄断规制的经济合理性。由此,纵向垄断协议的分析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安全港规则补充了新的合法推定,从而形成了“禁止+合法推定+豁免”的全新格局。在欧美国家实践不断变化、国内反垄断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优化我国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需要排除适用严重限制竞争的核心限制行为,在适用过程中合理界定相关市场,科学确定市场份额,并给予安全港规则以拓宽和限缩的空间,使其得以随着市场变化而动态调整。     

中国特色对口支援的运作逻辑、实践梗阻与调适路径

对口支援需依靠行政发包制分解任务和“项目制”作为基本载体落实任务,形成“发包”“支援”“落实”三个关键环节。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对口支援易出现“发包”环节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支援”环节受援方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缓慢及“落实”环节项目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数字技术赋能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一是可以提升责任性,推动援受双方从“任务”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变,减少支援方政府的避责行为;二是可以提升参与性,使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激发受援方内生发展动力;三是可以提升回应性,推动对口支援从“向上负责”到“上下兼顾”的转变,矫正项目供给偏差。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融合发展范式与面向融合范式的政策体系调整

每一轮通用技术革命都会引发产业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而那些能够更快适应产业发展新范式并进行有效制度供给的国家就能够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的加速拓展将推动产品功能、生产技术、商业模式、消费形式的跨产业深度融合,塑造产业融合发展新范式。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面向边界清晰的特定产业所形成的产业政策体系、创新体系和监管体系,如特定产业发展规划、特定部门管理机构和特定行业研发机构等制度安排,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产业发展范式,甚至成为生产资源、知识要素和资本跨产业流动组合的障碍,亟须进行改革和调整。     

数字金融、城市异质性与创新质量提升

本文选取九年间我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程度依次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在城市规模异质性中,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等级异质性中,一线、二线、三线以及四线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五线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地域异质性中,东、中、西部地区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促进效果较大,西部次之,东部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应制定和完善数字金融相关领域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好数字金融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对接;加强存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增量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面,加强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地域、时空上的优势;因地因城施策,促进数字金融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