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数字平台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可为联合体各参与主体间合作搭建桥梁。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和博弈双方有限理性的假设,构建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引入政府激励因素,分析双方主体行为的演化轨迹,利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结果发现：适当的政府激励可以使博弈双方向理想的稳定结果收敛,政府激励额度显著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演化。基于演化结果提出应发挥地方政府引领作用,完善政府激励机制,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完善合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稳步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提高的重要手段。深圳龙华立足地区实际,提出经济、城区和治理数字化转型“三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区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其强调各领域的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研究发现,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符合穆尔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念。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公共价值驱动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剖析可知,在具备政府支持、大众认同、数字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改革图景、赋能机制与提速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政府是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演进的政府新形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方面逐渐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角色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全球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三源汇合,共同构成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政府建设日益提速的核心动力。围绕新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源自中央层面的制度创新、专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政府层面的治理创新相融合,共同形塑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路径。加快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集约建设政务服务平台,以新科技革命驱动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提速的显著表征,亦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展开：核心命题与体系建构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基本特性、运行机制与演化趋向

洞悉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内在机理,可为科学高效地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持。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由数字内容平台、专业内容生产机构、关键意见领袖（KOL）、用户、政府部门、中介服务机构、商家、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营造制度、经济、技术、社会等环境,配置政策、资金、技术、信息、文化、服务等要素。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是以数字内容平台为中枢,集聚多元主体而构成的开放动态平衡的系统形态,其内部的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飞轮效应”和“长尾效应”、跨业融合、产业生态效益就越加显著,内在的动力机制及调节机制推动其运行并保持平衡,其演化趋向是内容供给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商业模式由复杂模糊到简洁清晰、社会责任由局部作为到全面担当。从产业生态治理的角度加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环境建设,是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提质增效、获取长期价值的重要保障。     

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数字治理平台的失灵风险与韧性强化

数字治理平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应用仍存在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三个维度的问题,这导致了平台响应与问题应对的滞后性、片面性,难以发挥应有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空间优势,存在治理失灵问题。不同于韦伯式的官僚体制,韧性治理的焦点在于治理主体能力、资源和渠道路径的综合提升,立足于制度韧性强化以作为组织整体的安全根本保障。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全面嵌入可通过作用于韧性治理中的信息多元获取、反馈学习和自组织恢复等提升治理策略的稳健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借力数字技术改善治理主体在问题分析上的全面性、在资源调配上的综合统筹性、在应对措施上的针对性,变应急管理为常态化的动态管理,减少突发性危机造成的损失并提升治理主体自身在危机中快速恢复、重组和发展能力。具体而言,应以组织内信息传递同步化改善技术失灵,以组织结构扁平化转型改善主体失灵,以基层组织内的权责利再分配改善过程失灵。在提升数字治理平台韧性的具体举措上,创新数字验证机制是韧性强化的基础,细化公众数据链条体系是韧性强化的核心,嵌入合规机制实现系统融合则是韧性强化的关键。     

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数字经济通过增加就业数量、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强化农民收入能力,从而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但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影响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均衡性,数字经济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以上困境,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着力从技术创新顶层设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三个方面推动,以加快数字红利释放速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应发挥国家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作用,并适当超前部署,以保障数字红利公平普惠;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应通过宣传示范、教育培训和人才带动来实现,以提高数字经济参与主动性。     

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弥合“数字鸿沟”成了发挥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三级数字鸿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但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动态均衡的,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并且这种弥合效应在时间线上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弥合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并因城市所处区位的不同和城市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