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基本特性、运行机制与演化趋向

洞悉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内在机理,可为科学高效地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持。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由数字内容平台、专业内容生产机构、关键意见领袖（KOL）、用户、政府部门、中介服务机构、商家、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营造制度、经济、技术、社会等环境,配置政策、资金、技术、信息、文化、服务等要素。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是以数字内容平台为中枢,集聚多元主体而构成的开放动态平衡的系统形态,其内部的主体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飞轮效应”和“长尾效应”、跨业融合、产业生态效益就越加显著,内在的动力机制及调节机制推动其运行并保持平衡,其演化趋向是内容供给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商业模式由复杂模糊到简洁清晰、社会责任由局部作为到全面担当。从产业生态治理的角度加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环境建设,是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提质增效、获取长期价值的重要保障。     

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数字治理平台的失灵风险与韧性强化

数字治理平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应用仍存在工具陷阱、权力陷阱和空间陷阱三个维度的问题,这导致了平台响应与问题应对的滞后性、片面性,难以发挥应有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空间优势,存在治理失灵问题。不同于韦伯式的官僚体制,韧性治理的焦点在于治理主体能力、资源和渠道路径的综合提升,立足于制度韧性强化以作为组织整体的安全根本保障。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中的全面嵌入可通过作用于韧性治理中的信息多元获取、反馈学习和自组织恢复等提升治理策略的稳健性、灵活性与适应性,借力数字技术改善治理主体在问题分析上的全面性、在资源调配上的综合统筹性、在应对措施上的针对性,变应急管理为常态化的动态管理,减少突发性危机造成的损失并提升治理主体自身在危机中快速恢复、重组和发展能力。具体而言,应以组织内信息传递同步化改善技术失灵,以组织结构扁平化转型改善主体失灵,以基层组织内的权责利再分配改善过程失灵。在提升数字治理平台韧性的具体举措上,创新数字验证机制是韧性强化的基础,细化公众数据链条体系是韧性强化的核心,嵌入合规机制实现系统融合则是韧性强化的关键。     

数字经济、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数字经济通过增加就业数量、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强化农民收入能力,从而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但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影响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均衡性,数字经济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不利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以上困境,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应着力从技术创新顶层设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三个方面推动,以加快数字红利释放速度;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应发挥国家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作用,并适当超前部署,以保障数字红利公平普惠;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应通过宣传示范、教育培训和人才带动来实现,以提高数字经济参与主动性。     

数字素养是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吗?——基于山东省1 037位农村居民的调研数据

从数字技术应用素养、数字内容社交素养、数字媒体创新素养和数字安全保护素养4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数字生活参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数字消费、数字文娱、数字出行、数字教育、数字医疗和数字生活参与度。社会网络、社会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在上述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对不同领域数字生活的影响有较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素养通过强弱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各领域数字生活影响存在差异,尤其是弱关系网络对参与复杂数字生活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教育培育体系,提高农村居民自我效能感,统筹协调强、弱社会网络,提升社会学习能力等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用率低下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金融可能影响农户的气候适应性行为。基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1 38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户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下,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若未使用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下降;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如果使用了,其气候适应性技术采纳程度将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提高借贷易得性与信息易得性,进而促进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行为,农户对于金融包容性的认知能够正向增强数字金融对农户气候适应性行为的影响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于资本型适应性行为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大,在反事实假设下也表现为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资本型适应性行为提升效果最强;数字金融对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率较高、接受过培训的农户采纳气候适应性技术促进效应更高。     

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弥合“数字鸿沟”成了发挥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三级数字鸿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但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动态均衡的,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并且这种弥合效应在时间线上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弥合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并因城市所处区位的不同和城市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水平及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文章运用脱钩模型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水平,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全国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以弱脱钩为主,东部地区省份脱钩的稳定性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脱钩的内部差异最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连通可达,网络联系、网络密度和稳定性趋于下降,网络结构等级逐渐被打破;上海和江苏等省份不仅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还承担“中心行动者”和“桥梁”的角色;各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呈现显著的梯度性,板块内部存在明显的“俱乐部”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资源要素向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