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党内柔性治理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下,加强党的建设要不断开拓新局面,不断深化党的治理模式研究和实践。党内柔性治理作为以调动党组织与党员两个积极性为目标的治理模式,对于持续深化党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信息不对称下价格随机的应急数量折扣契约研究

以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随机波动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寻找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绩效优化的路径。通过显示原理分别构建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信息不对称时应急供应链的数量折扣契约模型,得到最优订货量与最佳批发价策略。通过具体的算例加以验证,分析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供应链上成员及整个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突发事件造成市场价格随机波动和市场需求变化时,供应链上的跟随者能从隐瞒私人信息中获利。但当市场需求增大时,整个供应链绩效受损,反之则反是。这与以往研究在市场需求随机、市场价格固定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结论迥异。     

北流白话的介词及其用法

文章通过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介词的比较,确定了北流白话介词的数量和类型,并且比较全面地描写了北流白话的17个介词。     

关于建立党员进步激励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党员进步激励机制是完善有关制度、规范党员管理,弘扬先进、鼓励进步、树立正气、规范行为的需要。其基本原则为:实事求是原则;适时适度原则;公平合理原则;健康有益原则;物质和精神相结合原则。     

康德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 ——以同一个知性之“分析”和“综合”的应用为视角

康德依赖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划分来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本文首先阐明这两种逻辑的基本含义及其在逻辑“谱系学”中的地位,然后在同一个知性的不同应用的视角中来考察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认为形式逻辑只是知性的“分析”的应用,而先验逻辑是知性的“综合”的应用,两种逻辑一体两面、共融共生、缺一不可,是同一个知性的不同应用及其面相。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逻辑和知性的应用,康德意在表明我们的知性有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主题。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缘由和基本范畴

本文着重论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缘由和基本范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缘由: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贯做法;重视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成功应对现实考验和挑战的英明决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党以世界眼光“海纳百川”而做出的历史决策。根据胡锦涛同志2004年两次讲话精神,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要素,构成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基本范畴。     

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范畴问题

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我们连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范畴的概括化与系统化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确立科学的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当遵循下面的一些原则:以汉语史研究科学体系为构建框架,突出汉语史科学范畴体系的特点,按相对稳定的定型化思维样式来表述。无论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属性、汉语史研究范畴认识类型,还是从汉语史研究范畴视野来看,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包括基本概念、分期理论、史料科学、理论模型、方法论、学术视野、学术评价、学术演化、学术关系、学术价值等。     

英语习语变体的认知阐释

英语习语变体不仅是语用者对习语创造性地应用,也反映了语用者的认知思维方式。人类在认识和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促成了人类的概念,并以特有的方式在语言结构中加以兑现,人类以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将身体经验和社会经验投射为抽象的概念结构。英语习语的变体是一般认知过程作用于思维、概念的结果。通过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和原型范畴理论来探讨英语习语变体的现象,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英语习语变体的认知本质。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