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信任、风险感知与转基因水稻公众接受——基于三省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重庆、湖北、浙江三省市城镇居民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转基因水稻的接受态度存在区域差异,湖北、重庆分样本的接受度明显高于浙江;从影响因素来看,总体上城镇居民转基因水稻接受态度主要是受粮食安全收益感知、对科技系统的信任程度、健康与环境风险感知等因素影响,分样本比较显示浙江城镇居民的态度较之重庆、湖北受到更多风险感知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农业科技风险管理中注重粮食安全、培育科学自生系统等建议。     

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与政治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在分析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综述法识别22个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影响因素,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评价指标;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得134个国际工程项目的信息和政治风险损失,并采用TOPSIS法测量其工程项目的脆弱性,分析两者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政治风险是工程项目外部干扰和系统脆弱性相互耦合的结果,在相同干扰度下,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与风险损失存在显著正相关。国际承包商可以依据工程项目的脆弱评价指标以及脆弱性与政治风险的关系,不断改善和降低工程项目的脆弱性,从而更好地应对政治风险,并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外汇衍生品对外汇风险暴露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

浮动汇率制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使国际贸易汇率风险凸显;目前中国一些跨国公司正使用外汇衍生品管控汇率风险暴露.国内对外汇衍生品能否降低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同时个别外汇衍生品风险事件引起了业界对其使用效果的广泛关注.文章以中国2007-2015年221家非金融类上市跨国公司为样本,运用Jorion两因素模型,研究样本公司股票收益率对汇率波动的敏感程度,以此作为其外汇风险暴露的大小.文章通过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外汇衍生品使用与跨国公司外汇风险暴露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每年平均有11.7％的跨国公司面临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外汇衍生品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中国跨国公司的汇率风险.     

穿透式监管如何嵌入合同治理——以“天策公司和伟杰公司股权代持纠纷一案”为例

穿透式监管自提出以来应用范围日渐泛化,甚至从行政监管向司法活动延伸,成为法院判决背后的"匿名者",直接影响了金融合同裁判的基本思路。但究其实质,穿透式监管与金融合同之间并不存在价值判断的逻辑关系,穿透式监管的功能在于发现金融活动背后的投资者与真实业务,其发现的过程多以穿透合同而实现,所以穿透式监管廓清了金融规范的公私法二元结构。穿透式监管嵌入合同治理需明确其"客观穿透"而非"价值判断"的功能定位,在金融合同内部治理上遵循私法自治,对违反规章的行为遵循实质判断原则;在合同群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上,则需穿透金融合同之间的关联关系与群落规模。     

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风险与应对措施研究

我国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已经实施,但培训企业所面临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却被忽略了。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学徒制培训的社会参与率越高,专用技能对企业生产越重要,企业就越倾向于选择“学徒培养策略”而不是“外部招聘策略”来获取技术工人。因此,要促进企业开展技术工人学徒制培训,就应该积极扩大新型学徒制试点范围,规范企业技术工人工资增长制度,加速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强化学徒制培训的政府责任。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测度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比较,选择较为客观、科学的主成分分析法,并从盈利性、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四个方面构建系统指标体系,实证测度我国2003年至2017年银行体系稳定性。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2003年以来呈倒"U"型态势,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2003年至2012年,随着系列金融改革的红利释放,各项指标逐步趋于好转,稳定性逐步上升,至2012年升至近年来最高水平;二是2013年至2017年,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三期叠加"矛盾凸显,金融体系稳定性有所下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仍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     

昭祥纳瑞抑或维稳消灾：改元制度功能的再分析——基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分析

改元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古代统治者昭祥纳瑞的工具。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发现,改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维稳消灾。改元是古代应对自然灾害及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为探究中国古代改元制度,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聚焦于改元制度,研究改元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具有的功能。研究发现,改元制度是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队伍重整——诉求满足——思想控制——政策调整——反省敬天这五项制度的动态交互构成了改元制度中具体的运作模式,改元制度所具有的强化内部控制、优化社会结构、营造社会氛围、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在进行改元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客体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同时还重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无论是引导规范客体行为,还是约束主体行为,改元制度都起到了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禽流感风险、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户家庭生计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禽流感的发生会对养禽户家庭生计造成严重负向冲击,而统计数据显示禽流感发生之后养禽户家禽收入显著下降,但家庭收入仍呈上升趋势。 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 2 520 个养禽户 2004—2012 年家禽养殖跟踪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禽流感冲击下养禽户家庭生计变化,探讨禽流感、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农户家庭生计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禽流感的爆发确实对家禽养殖农户生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多元化经营可以削弱禽流感对养禽户家庭经营收入的负向影响,且相比于种植业,养禽户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畜牧业投入和非农就业投入来避免禽流感造成的家庭经营收入波动。 我国现有禽流感补偿政策仅按照扑杀数量发放,为制定更为精准的扑杀补偿标准和灾后扶持政策,应关注禽流感对养禽户生计冲击的农户异质性,充分考虑养禽户多元化经营状况,扩大政策关注范围,正确引导农户进行兼业经营。     

执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能降低财政风险吗?——基于2006—2015年68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出用于分析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执行质量后果的行船理论假说,在此分析框架下,给出IPSAS执行质量的基本定义和量化方法,将IPSAS执行质量拆分为是否执行、执行年限和执行差异三个部分,并对其进行评价与分析。利用2006—2015年6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分别分析全样本、发展中国家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实证研究了IPSAS执行质量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同一国家的财政风险受到上一期相同指标的显著影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IPSAS执行质量较高有利于降低财政风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