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

亨普尔的“演绎-定律”模型和“归纳-统计”模型一直被誉为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本文将介绍标准科学解释模型的主要内容,指出目前它存在的难题,寻求它的理论根源,指出它的积极意义。     

论我国的修宪与宪法稳定性

2004年我国完成了对宪法的第六次部分修改,在出台了一系列令人“拍手叫好”的新条款的背后,也暴露出了我国宪法适应性与稳定性、协调性较差的问题。笔者比照美国的相关经验,寻找到了影响我国宪法稳定性的原因及启示,并提出完善宪法内容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性、充分利用宪法解释、严格限制宪法修改以及完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解决措施。     

质疑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美国,该制度在美国的存在是由美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所决定的。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环境暂时并不适宜强制移植该制度。不宜强制性地规定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实行独立董事制度,而应当强化和完善监事会制度。故宜将我国《公司法》第123条解释为任意性条款,将设立独立董事的权利赋予公司,由公司根据需要自主决定是否设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刑事政策视域下的学理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是我国刑法适用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主体身份,产生了与之相对称的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解释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学理解释在弘扬该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处遇上倡导:对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应坚守行为说+罪名说的限定方式;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处遇上,预防是刑罚适用的正当化依据,应从刑罚种类的限制性适用、刑罚裁量制度的扩张性适用及刑事和解等方面加以实现。     

刑法解释的对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把刑法解释的对象限定为刑法文本,是近代理性主义观念遗留给法学研究的学术遗产。但现代解释学表明,只要我们承认解释者合法偏见的有效性,解释的真实过程就不应仅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白,法律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目光往返来回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在自己的"偏见"引导之下才能最终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务,无非是如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没有裂缝的对接,司法的过程于是就成为一个案件事实、刑法规范和解释者之间的合意过程。     

论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

宪法变迁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宪法修改。通过加强宪法解释等方式实现宪法变迁,避免频繁修改宪法,有利于良好宪政秩序的构建和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解释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此,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使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衔接,形成二元宪法解释体制,并为宪法变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     

论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基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学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人民法院对各种解释方法的选择不是智识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定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特别是对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作用。为确保法律解释方法得到正确运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作为办案指导,另一方面要拓展生效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开的广度与深度。而从长远来看,则需要改革完善法官制度,建设一支职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的高素质法官队伍。     

论合理期待原则对保险合同解释的司法适用

美国通过判例的方式确立合理期待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制约保险人优势,矫正当事人缔约失衡地位。我国《保险法》虽然没有规定合理期待原则,但该原则已经在司法裁判中大量适用,从586个保险案件判决显示,法官能够运用该原则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符合普通投保人合理期待的解释,进而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合理期待原则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裁判产生实质影响,且有立法化趋势。我国现有的保险条款说明义务、不利解释制度不足以应对保险双方缔约失衡困境,应适时引入该原则,与不利解释原则、说明义务等制度协同适用,更好地平衡保险合同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契约诠释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着高风险,这种高风险与其产品自身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虚拟性密切相关,因此,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是与生俱来的.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契约理论把每次交易视为一种契约,将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对现实问题进行契约分析.本文试图从契约理论这一全新角度出发,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解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高风险的原因.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源自于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泛存在,而引起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根本原因则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完全契约性质.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