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通过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等方法实现个案正义

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等方法可以调和法律的普遍规定与特殊调整和具体适用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个案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尤其在法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如何使法律正义、程序正义得以体现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浅析格式合同及其解释、效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格式合同应用越来越普遍 ,随之带来的是法律对其规定的日益完善。文章通过对格式合同历史发展过程的简要分析 ,阐述了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存在歧义时 ,应作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 ,格式合同的条款无效的效力也限于提供合同的一方 ,另一方不承担相应的无效责任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时解释变量的筛选

正确选择解释变量是计量经济模型建立好坏的一个关键。解释变量太多,会造成模型庞大,计算 复杂,还可能会包含一些不重要的因素,影响模型估计的效果;太少,有可能会使模型丢失一些重要变量,影响 模型的代表性。     

举证责任分配理论之重构

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举证责任分配的本质。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依据,阐释举证责任分配的理由;运用法律行为的相关理论证明举证责任分配的实体法解释的本质;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重新构造了举证责任分配。     

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及其对话辩证法思想

较之其早期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戴维森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后期意义理论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不是对其早期意义理论所做的无关宏旨的修补,而是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形态。对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进行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发展也不无裨益。戴维森通过引入解释者这一要素将解释活动置于解释者、说话者以及共同世界三者的互动关系之中。戴维森所构建的人—他人—世界三元互动的三角测量解释模式,旨在表明语言理解依赖主体间的语言交流互动,意义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交流互动的产物,是解释行动的结果。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拒斥语言交流和意义的约定论,强调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彰显对话性和动态生成性,蕴含了对话辩证法的思想。     

别以为你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那天,去一个朋友家里玩,朋友在厨房忙碌,我和她6岁的儿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正演一部专题片:英国一个有志青年骑着自行车历时两年,到过美、法、德、意、荷、中、韩、日……他在纽约、伦敦、     

宪法调控民法的路径与意义——以中德相关案例为基础

德国宪法法院用案例法的形式规定了宪法进入民事领域的四种情形:即当民事案件涉及民法一般条款;涉及普通法律无法规范的基本权利;现行民法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私主体权利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等。这不仅从规范层面上解决了宪法第三人效力问题,更从实践层面上解决了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同时也约束了民事法院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关系问题的讨论也分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在规范层面上,探讨宪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探讨民事立法中的宪法标准问题、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问题。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指导民事立法中宪法问题的解决,宪法基本权利效力指导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以案例为基础,更能了解中国与德国在民事司法中宪法适用的差别,更能理解为何我国宪法并没有能真正调控民法,但在现实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却又呼唤宪法对民法的引导。     

可能还是谎言:刑法中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分是刑法上一个长久的难题。这可能导致对类推禁止的怀疑。晚近以来,我国刑法学界逐渐出现了这种声音。如果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分不具有可能性,那么可能得出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实质上是同一事物,会否定类推解释禁止,而这会严重削弱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造成刑罚力的过分干涉,压缩国民的自由空间。因而本文出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目的,尝试论证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界分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的界分标准。     

清平调词三首

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这三首诗是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所作.一日,玄宗和杨妃在宫中观牡丹花,因命李白写新乐章,李白奉诏而作。在三首诗中,把牡丹和杨妃交互在一起写,花即是人,人即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一片,同蒙唐玄宗的恩泽。     

论罪行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关系

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完善,人们追求平等公正也日益的强烈。公正作为刑法精神和价值目标的核心。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是相互统一的,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罪行法定与刑法解释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为了实现人民自由,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伤害,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有着共同的目标;同时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在价值观念,形式与实际中也存在着矛盾。通过本文更好的了解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的关系,探究罪行法定与刑法解释二者的统一性与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