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金圣叹

金圣叹历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当然不是完人,保留着不少传统的忠君思想;但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痛恨贪官污吏、敢于为民请命的人。他之所以被杀头,官吏罪名是“上惊先帝之灵”“目无法纪”。具体情节大概是:金圣叹等一批知识分子,在顺治皇帝死后,趁着巡抚朱国治等官员们集体哀悼的时机,鸣钟击鼓,在文庙哭诉吴县知县任维初乱摊派赋税、乱罚款的劣迹。这位贪官把裂开的大毛竹泡在尿里,用来痛打拖欠税赋的人,曾当场打死过人。他还能监守自盗,盗卖仓库的粮米。吴县人都恨透他了,因此有哭庙之举。参加的有百余人,围观的上千人。现场“群声…     

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

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学说 ,它力图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及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宗法伦理的范围之内 ,用一套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控制人的本能欲望 ,以达到某种人格的自我完善 ,为巩固封建政治秩序服务。在宋代 ,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 ,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 ,二者相互作用 ,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面对本能欲望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他们的心态变得也越来越复杂。即以词之创作与接受而言 ,士大夫词人的那种暧昧态度就表明了他们既为理所困 ,又被情所役 ,在“天理”与“人欲”冲突中的复杂心态     

简议陶渊明的田园情结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与田园有着特殊的关系：入仕前性好田园，出仕时心系田园，弃官后回归田园，晚年终死田里。总之，他的一生由田园而误入官场，又从官场而返回田园，在回归自然、躬耕田园、找到归宿，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达到人格的升华与诗品的精醇。这在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对于陶渊明的回归自然躬耕田园之举，当今的学者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

中国的士(或曰儒生、读书人)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臧否人物,议论时弊,以儒家的原则不断地弹劾往往向法家倾斜的帝王。正如费正清已发现的:“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无数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辨是非,敢言直谏,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的风骨,是他们“迂”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教育,呈现出很不一样的样貌。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制造了不少内在与外在的"流离",也同样衍生出若干新的"归属"。选择北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三所华人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大学,讨论各自中文系(及其教员)的文化立场、教学宗旨、课程设置与知识建构,或可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流离与归属"。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给两岸三地的学术生态和文学教育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北大、台大、港中大三校的中文系形成了各自的"底色",但晚清以来开启的现代中国大学之道并未中断。     

中国古代文人的“鸡肋意识”及其人生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学作品中屡屡涉及"鸡肋"一词,"鸡肋"被文士赋予之身体、个人,乃至名利、功业、仕宦,甚至人生意味等多重内蕴,展现出文士对世俗价值的矛盾心态及其身处"势"与"道"之间两难的人生困境,并由古代文人不同的人生选择见出"吏隐"的局限性,体现出正直士大夫舍身求法的历史进步意义。     

梁祝文艺母题的传说形态考论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梁祝传说的母题意义和文化价值堪称典范。从文艺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梁祝文艺的发生、发展、繁荣和转型具有极高的样本意义和研究价值。通过对史志和文人笔记中关于梁祝传说的不同记载进行研究,既可以窥见梁祝故事从萌芽、成型到成熟的大致脉迹,同时亦可印证斯蒂·汤普森关于文学母题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经典论断。     

宋代文人自称"老子"的文学文化学解析

宋人自称“老子”自北宋范仲淹始,至苏轼、黄庭坚而成时尚,至陆游、杨万里而泛滥。宋人自称“老子”的原因一是对老敏感,好言老弱病懒的时代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又有多种成因;二是向往晋人风神;三是几个典故都合宋人口味;四是范仲淹的正面效果;五是宋人好以才学为诗;六是“老子”一词可影响作品风格、显示作者的个性。     

雅俗的互动与提升--论通俗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通俗小说作家充满了读者接受意识,他们是读者文化心态的代言人,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适合了大众的欣赏口味,与大众的审美心理相契合,受到大众的欢迎。但通俗小说常常能创造辉煌一时的、短暂的美丽,又难逃被正统文学长期排斥的尴尬。而文学是在雅俗互变过程中不断获得提升和发展的,通俗小说正是促进了这种提升和发展,它是文学发展的必要的过渡和铺垫。也许有一天雅文化也会变成大众的“俗”,那么全民族的文化水准也就得到了提升。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