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魏晋文人集会活动所凸显的文化意蕴

从魏晋文人三次著名的集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父子与建安诸子宴饮游园赋诗活动的影响;还可以看到,这类聚会由最高统治者出面组织逐步发展到成为由具有共同文学爱好的人士自由组成,文人的独立自由意识在增强。不仅如此,魏晋文人的集会活动还体现了某种哲学意蕴和民俗文化特点。     

唐宋诗词中的变性之音

唐宋诗词中有一种反自然、逆天性的“变性之音”,即男性诗人往往以女性身份、而把权贵而尤其是封建君王比拟为自己的夫君,以妻妾的语气和情感表达自己的效忠献媚或者哀怨期盼之情。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与中国古代儒家之女性化思想与诗教理论的熏染、阴性文化盛行之社会环境的压迫、以男女之情写君臣关系之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文人自身的性格弱点等有关系。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     

斯人独寂寥——试论古代文人人格自塑与自我排遣的统一

古来圣贤皆寂寞,深味此等寂寞,其中蕴有着一种且悲且壮且美的特质。从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哭而悲的悲凉心境,可以领略到一种庄严神圣的意境,可以欣赏到一种人格上的崇高美和艺术上的风骨美。     

论老舍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

在老舍的文本世界中,“理想市民形象”承载了他国民性改造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价值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根源于“民族自尊”的“文化侵略”的想象,从而形成了认同西方文化立场与尊重传统文化优质因素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不仅颠覆了左翼关于“现代革命”的理论想象,而且使得老舍撤回传统文化内部寻找国民性更新资源。     

古代文人的洗澡趣事

梁实秋曾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从“一向”追根溯源，沐浴洗澡则是历史悠久。据说在西周时期沐浴礼仪已形成定制，后人又不断丰富完善，而古代文人们的那些浴事则十分有趣。     

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铁汉柔肠——记“李英辉实力策划机构”掌门人李英辉

有句话叫“本色人生”，认为文人就该摇头晃脑，吟诗作对，武将就该横刀立马，枕戈待旦，以为商人就是唯利是图阴险狡诈，哑巴必定心地善良老实巴交。但生活中反本色的现象我们偏偏也看到不少：文人仗剑，将军赋诗，和尚吃酒，贼寇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