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朝文人心态与文风嬗变

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大力整顿士风文风,力图重建汉唐盛世文治局面.在思想高压和文化专制下,洪武朝文人的政治心态几经转变,从元末失望与旁观到初期感恩与期待,再到中期逢迎与忧惧,直至晚期自保与麻木.一朝文风也随之嬗变,从初期的尊台阁贬山林,到中期的颂世与感伤并存,终陷末期的僵化与简直.朱元璋强力推行的洪武朝文学改良运动,虽然...     

从激情到感伤——18世纪文人小说的情感世界

18世纪文人穷愁不遇的背后是儒家理想的破灭。在出与处的二难选择中,他们被迫选择了后者,因而也就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成为精神世界的孤独者,缠绵的感伤化为强烈的悲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希夷梦》成为18世纪文人小说的代表。     

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由于在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文学家以其所秉有的文才成为谏官队伍中的主力。尽管唐代君王基本都有求言纳谏的意识,但在不同的时代,谏诤风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了唐代文学家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命运。可以说,唐代文学家的政治命运折射着唐代的政治风气和唐王朝的命运。     

南唐词的审美特质

花间词与南唐词,是五代词坛盛开的两束奇葩,虽然较多表现离别相思、儿女情怀,却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气质风貌、艺术魅力.两者风格特征的区别,与巴蜀和江南地域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通过与花间词的综合比较,彰显出南唐词独特的审美特质:富贵典雅之致、忧患感伤之意、主观情性之美、疏朗清畅之调.南唐词艺术为北宋文人词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典范意义.     

左翼浪漫文人人格精神之反思

在“艰难的选择”中历经的精神矛盾与痛苦是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现实和思想特征。以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浪漫精神是左翼浪漫文人走上政治革命的起点 ,也是他们陷入两难境地的基因 ,并由此导致了启蒙与革命的错位、个性与信仰的对立。     

论宋初体

宋初体是由刘熙载首先提出的与瘦硬体相区别的一个词体概念,它主要指宋初时由词人群体写作集团所构成的词体范畴。从其词人构成来说,宋初体词人属于松散的士大夫词人集团,却有着近似的时代特征,一是承传着早期文人词的某些特点,书写士大夫的怀抱;二是效仿花间,词写艳科,从而具有了花间和早期文人词的双重品格。宋初体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群体觉醒前夕的词体状态,为晏欧体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就应体特征而言,花间体主要是为宫廷贵族的应制应歌,宋初体呈现应制应歌向应社的转型,瘦硬体则实现应社之特征。宋初体与瘦硬体无论在词人的创作动机、词体特征、词史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种种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年晚于瘦硬体代表人物张先的宋祁被归入宋初体词人阵营。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确认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活跃着一个与美国白璧德主义有关联的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这一文人群体的核心当然是梁实秋和以梅光迪、胡先、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文人,他们是白璧德的嫡传弟子,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常加以宣传。陈寅恪、汤用彤等在社会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受白璧德的影响也较明显。林语堂虽然声称不认同白璧德主义,但他的文化思想体现着向新人文主义回归的迹象。在中国,还有与白璧德主义相契合的某种思想基础,如辜鸿铭的文化态度与学说所体现的那样。     

香农、施拉姆传播系统模式和词的传播活动

从传播媒介使用情况看,词可划分为两大传播阶段: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歌者之词"(以歌者的口头演唱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和再现媒介系统时期即"文人之词"(以书信、印刷品等纸质媒介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时期。在歌者之词的时代,歌者—文人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歌者和文人都同时兼具信源和信宿两重身分,歌者在传播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词在这一时期的审美倾向;在文人之词的阶段,文人—文人之间即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人创作与传播无需再考虑歌者的审美情趣与文艺修养的问题,因此创作更趋典雅和精致,用典更加生僻,意象更加繁复,寓意更加深远,其审美接受也要求读者具备更加深厚的学养,词于是日益成为文学家案头的精致文学产品,成为词学理论家孜孜不倦寻求"微言大义"的经典文体。     

论《邯郸记》

汤显祖的《邯郸记》加强了世俗内容和文人自身命运的体验,以及地域色彩的渲染,因而成为一部跨越时空依然余香缭绕的珍品。     

论宋词对前代文人小说的受容

前代文人小说一般以典故的形式被宋词受容。婉约词人喜用爱情故事和神仙故事,在典故的使用上有艳化和俗化的倾向;豪放词人则常借历史人物、隐者名士和神话人物表现自己的英雄之气、文人之志以及不受约束的人格追求。词人对典故的不同选择以及不同的运用方法营造了不同的意象和意境,从而影响了词作的风格,但都为宋词增添了浓厚的浪漫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文学重理性而轻情韵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