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之后日本南画势衰之分析

十九世纪之后日本绘画界先是＂唯洋是尊＂,后又＂复兴国粹＂,当＂日本美术的复兴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南画却因外来文化的出身而被排斥在复兴行列之外。本文试图从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来分析19世纪中期之后日本南画衰弱之缘由。     

禅宗心性论要旨及其在唐代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文人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二重性,是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通过对禅宗心性论要旨的论析,可以发现:心在文人禅诗中主要体现出禅心、尘心和猿心三种内型,并且与文人形成互动,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成贤街里的“皇家大学”（后篇）

成贤街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它毗邻著名的黄教寺院雍和宫和充满小资情调的五道营。在浓重的宗教气氛和文艺氛围中,它以优雅的文人气质独立其中。在这条古老的胡同内,横跨着四座刻有“成贤街”和“国子监”的彩绘牌楼,     

“印宗秦汉”创作观与明清文人篆刻

明末清初,由于大量集古印谱印行于世,肇始于元代的“印宗秦汉”印章创作观,被文人篆刻家全面接受。这造就了这一时期文人篆刻对秦汉传统的全面复归,但此时的篆刻创作还存在着对古代印章原型的简单认识和模仿的弊端。清中叶浙派的崛起,标志着文人篆刻实现了从对秦汉印的形式摹拟到精神实质把握的跨越。历史地看,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着“印宗秦汉”创作观,并为清代中晚期“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赵之谦印学思想研究

晚清篆刻家赵之谦从流派兴亡的高度对称雄于印坛的浙派和皖派的消极方面,特别是皖派吴让之的创作模式进行了批判;赵之谦将篆刻文字的取法对象引向古代印章之外的金石文字,形成了"印外求印"的印学理论;赵之谦创作综合了两派创作方法上的精华,达到刀法和篆法的有机结合,创造出静穆稳健的篆刻艺术风格,为晚清文人篆刻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石瑞礼书画记

正癸巳初冬,得识书画家石瑞礼先生,并于其书斋"天放堂"中作一席晤谈,相与品评论及当下国中书画界之现状与人物,颇多契合相通,令人辄生"知己难得"之感。论谈间歇,环顾"天放堂"中四壁,但见张满近作书画,书法笔触之奇正交加、水墨渲染之酣畅淋漓,在在充溢着浓烈而馥郁之文人书画气息。今世之书画家皆喜自夸己作有"文人气""书卷气",每每以此自矜自恃,然其不知所谓"文人气"非于笔墨间鼓努为力、强求可得,必须数十年霜晨夜雨、焚膏继晷之持续苦功,涵养孕育而后方可得     

叙事理论框架下新文人剧的“故事”解读

叙事理论的核心词汇是"故事"与"话语"。这在新文人剧中表现为"故事"及其"讲述"的视角,即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这两种叙事视角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在新文人剧中,男性叙事由"隐含作者"掌控"话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男性"故事"的书写;女性叙事呈现在受众面前大多是有关女性的种种"故事",其表征之下却蕴含着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话语"掌控。本文将结合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新文人剧的"故事"叙事展开分析。     

朝鲜文人对苏轼儒道释思想的接受与批判

随着宋朝与高丽的友好往来,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随其诗文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文人不仅学习、模拟苏轼的创作,还十分关注他的三教融和思想,对其接受或批判.受武人执政和士祸震慑的文人能够接受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使苏轼的精神世界更广博、生活更丰富,并愿意接受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而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一些性理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道释思想干扰了苏轼儒家思想的纯正性,影响了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创作成就.朝鲜文人对苏轼复杂思想的接受与批判和对其文学的接受与批判相辅相成,也使得苏轼在朝鲜文人中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两宋题画词与苏轼文人集团综合文艺观念

苏轼文人集团诗词书画的综合艺术观念深刻影响了宋代题画词的创作,“诗画一律”的思想促进了宋代题画词的兴盛,而诗词的体制分野、“墨戏”思想的流行也使宋代题画词的画作题材选择、内涵挖掘、人文意象的象征意义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从另一个角度发现诗、词的不同风格体制特征。     

综论唐代科举取士与文学集团的整合对诗风的影响

唐前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变革,即进士科的勃兴,对唐代及其后的古代士大夫阶级的命运乃至整个文化史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创作.科举取士与当时的文人集团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对于唐代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