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文学的分期

唐宋之际，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人观念、文学题材、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语言媒介、审美趣味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宋代是我国近代文学的开端。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文人批判（连载）

如果你看见一个文人在大宴宾客千万不必吃惊,世上之事大凡如此,合理合情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法却合符世道和时尚,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6.高雅艺术集体滑坡这些年高雅的艺术纷纷落马,先是朦胧诗和前卫歌舞中枪倒下,然后印象派绘画曲高和寡无人问津,再接着饮恨断气的是各种戏剧,特别是川剧,任随你打强心针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救不了它们的命,演员改当茶博士,剧场改成了电子游戏厅或网吧,唱戏的一个个面如土色,倒是几个无比坚强的票友还在振兴戏剧,做回光返照式的挣扎。整个川剧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变脸还能使人兴奋一二,除此,谁还在乎…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明清文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谈到科举,便会与"八股""害人""毒害""愚民"相联系,并且在公众视野中那些誓死抵制科举的文人一定抵制的是科举制度,笔者对该说法提出了质疑,便提出该考究,意在通过研究抵制科举的明清文人代表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

燕行录是研究前近代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乾净笔谭》的价值尤为贵重。洪大容于1765年随朝鲜使节团来到北京,与数名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回国后将这一经历写成《乾净衕会友录》,两年之后改编为《乾净笔谭》,主要内容均为笔谈记录。前后两个版本之间进行的删改修订,反映出当时两国文人在不同的大环境下有着政治、学术、女性观等认知上的差异。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论元代文人心态的利欲张扬

元代文人心态整体上有重利的倾向,而且伴随着人欲的张扬。这主要是基于自身存在和功利的考虑,以及欲望的增强和表现直接。利欲的张扬使文学创作整体上有走向直白的趋势。文人们从被拔高的境界雅尚回归到基本的人情利欲,有求真尚实和不矫揉作伪的因素,其内在的实质还是人情的显扬。而在这种心态笼罩下,元代文人多走向纵欲或者佛道思想,以求得宣泄或者中和,这也影响到元代文学的整体创作。     

怪诗拾趣

江陵区扬州,三千二百丽,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舞文弄墨是文人墨客的共同雅好。其实,文人们在遣词造句之间,也给世人留下了足可开颜的"文趣"。闲来翻书,发现有很多文人创作的"怪诗",读来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