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香魅惑

沉香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以药材形式出现，史料址载沉香可“理诸气调中，补五脏”发展到唐宋时期走进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文人赋诗作画抚琴之前，都会焚一炉香，香气可以让居室的空气净化，能够安定心神，产生喜悦的情绪。如今人们出门前可能会喷一些香水，那么古代人们则会配香囊。此外，沉香还可以用来煮水泡茶，或搭配不同配料制成饮品，古人将这类饮品称为“沉香饮”，有多种配疗，起到不同的保健治疗功效、     

清代中期的文人与广州花船

清代的广州是当时全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繁荣的商业促进了娼妓业的发展。其中以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花船”为代表，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光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笔记史料和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岭南社会风情的重要载体，对当时的民情风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文人的出现，促进了青楼文学艺术的发展，使清代广州的娼妓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证明，清代中期以后的广州花船，已经逐渐带有功利化色彩，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青楼文化格局，成为展示社会风俗变迁的重要窗口。     

宋荦与康熙文学交往考论

宋荦虽非科举正途任官,但他凭着自己的恭谨任事和三迎圣驾的有利时机,君臣唱和,人所艳羡。同时他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大员和文坛领袖的双重优势,主持各种文事活动,借机笼络江南文人,让他们自觉成为盛世元音的吟唱者;另外,他通过编订御集,宣示皇权的存在,进一步强化统治者所提倡的诗教功能。所有这些活动,对康熙后期乃至雍正、乾隆文坛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画史的符号化写作考释

中国绘画史,尤其是文人绘画史的写作,存在着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即记史者、读史者相互合作,有意将画史史实伪添修改、将一系列画史人物、画史事件营造成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的观念符号、以满足特定的绘画美学观、批评观的表达。这种画史符号化写作的倾向,是中国不完全理性文化在画史研究中必然形成的一个"潜规则"。正是它的存在,使得中国画史在独立美学、批评学缺失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论、评一体化的建构,但同时它也大大销蚀了绘画史的客观性。建立现代意义的、科学的传统绘画史学,就要解构这些观念符号,努力还原画史真实,剥离传统画史、绘画美学和绘画批评的学科界限。     

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

唐宋之际的时代剧变,使此期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悲世,或混世,或避世,不一而足。文人所扮演的儒者形象也因此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服务于割据政权的幕僚文士、苟安于乱世的混世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流才子等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角色。这些变化是此期文学面貌的形成基础,也构成了唐宋文学转型的重要一环。     

"颂述功德":汉代博士文人诗心蕴藉的时代歌唱

在努力寻找儒学与现实政治相生相容的历史进程中,深为朝气蓬勃的汉家气象所吸引的汉代博士文人在发扬儒家的思想文化优势的同时,积极地融入到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担负起一个时代的历史责任,讴歌汉代君主所取得的非常之功.即便是帝王的游幸、放猎,也成为博士文人讴歌赞美的主题,而古诗之义的讽已经淹没,我们看到的只是颂美褒德.汉廷之中,洋洋乎不绝于耳的颂声,彰显了博士文人的诗心与文心,汉代文学正是在主体人文精神的时代讴歌中完成了自身的文学定位.     

历朝文人谁的稿费最高

现代人把写诗文作书画的酬劳都叫做稿费，古人则称之为“润笔”。稿费也好，润笔也罢，不同阶层的文人，差距堪称悬殊，有一字一两块钱的，也有一字两千块钱的。     

文人行乞

古代文人落魄起来，只能跟流民一样行乞，是乞讨的乞，不是行窃的窃。饿到行窃就难看了，只有孔乙己的窃书者不为偷才稍显风雅一点。文人行乞的不少，徐文长、唐伯虎都是。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姿态俊逸 傲骨天成——浅析郑燮的竹画

古代文人墨客笔下常见的景致大部离不开梅、兰、竹、菊“四君子”，既能寄予抒怀之志，又能显现自我的品行情操，暗含着理想化的人生图景，优雅而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