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文体"的复式比喻及专喻修辞法

梁启超的“新文体”,为了能够达到“晰于事理”的文学效果,常常将若干个比喻并列起来或连串起来,构成引人注目的复式比喻,包括博喻和连喻,与传统的复式比喻相比,体现出高度自由的叙述空间,并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更重要的是,“新文体”常以多层次多向度的连喻构成一种特别的章法,甚至通篇文章就由这种一气呵成的复式比喻和层递式的连喻组构而成,这种超复式的比喻修辞法可以被拟称为“专喻”。专喻的运用在“新文体”中还呈现出多种样态,有的是层层解喻,有的是两两相对,更多的是引入新鲜别致的喻体,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汉石的冲击:清代金石例研究的屈折与展开

金石例研究在清代形成高潮,短短几十年间相继产生了近十部著作。清人不满《金石三例》以唐宋碑志为例的做法,他们标举汉代石刻碑志,试图从中归纳碑版文原初的义例,却不断从汉石中发现变例,诸如书孙、生人作诔、称公、私谥、书卒葬等现象,都与唐宋以来的金石例不合。对此,王芑孙试图回归韩愈、欧阳修之例,而刘宝楠等人则从维护汉石的立场出发,以文史考证和道德人伦论证汉石的合法性。汉石的冲击使清代金石例研究在学术上获得了消解文道合一观念的理论新质,是乾嘉汉学思潮的一部分。     

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论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嬗变

中国近代文人日记异常宏富,日记作品繁多,长篇巨制不断涌现,形成独特的"日记学"气象。中国近代文人日记文体的衍变与中国近代化同步,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其繁盛气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日记文体的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等多种因素融合、重构的结果。所谓日记的政治化主要是指使外日记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日记写作的植入;所谓日记的著述化主要是指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人把日记写作著述化、学术化。日记的政治化与著述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都丰富了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写作,加强了日记文体的"量变";日记的艺术化导致日记向日记体小说、日记体散文的"异变",是日记文体的"质变"。同时,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是日记艺术化的基础,日记艺术化是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的升华。     

《朝花夕拾》的儿童叙事及其文体功能

《朝花夕拾》的整体表达风格是大悖于所谓"文格"的——追忆童年往事却又带入时事,意在批判传统文化却又沉溺于考镜文献源流,讽喻中偏多絮语,爱憎间屡有闲趣,这种任意推展的笔墨让人隐约可见鲁迅写作过程中"童年意绪"时时压倒"成人心事"的情状,最终成就的是《朝花夕拾》更加贴近那种无所用心的有趣之童心而非急功近利的现实之感兴的文章体式。《朝花夕拾》这些直写作者兴致与趣味的笔墨,既是在追索童年可能的记忆,更是对今昔孩童顺乎天性、痛快生活的理想境界的追摹与仿效。虽不能至,修辞可达,《朝花夕拾》至少在伸展自如的文体形式上表达了鲁迅期许的儿童世界的理想样貌。     

唐代经学与文章之学

唐代经学衰微,经学对文章之学的影响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唐代经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每一次文章变革思潮都是经学思想高涨的产物.<五经正义>等经学著作中有许多研究文体、探讨文势的内容,是唐代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

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学校教育的推广,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动员和战争报道的大量应用,最终形成了一种与口语密切结合、并适用于所有国民的新型文体。     

论应用文语体风格的规范性

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应用文体倍受青睐。但也有人只注重它的实用性,忽略了它语体风格的规范性这一原则,致使在其写作和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语不得体或文不符体的现象,使应用文失去了庄重严肃、严谨质朴的风格特点,影响了它的实用效果。本文旨在通过对应用文语体风格规范性的分析,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它在写作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而使应用文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