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异质性因素分析

结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全面、系统地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异质性因素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体制设置不合理、农民组织形式缺失、法律法规滞后以及文化缺失是导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而利益集团只有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发挥作用,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体制设置和农民组织形式缺失的一个副产品.     

企业文化刚性特征下的整合与重塑

企业文化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组织成员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独特性成为企业赖以生存的组织精神,并为企业创造价值,形成竞争能力.随着企业的不断成功,这种企业文化就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刚性特征,不仅排斥外来文化的入侵,也抵制企业内部组织、人员,甚至设备流程等方面的改变,在组织的各种运营过程中形成巨大成本,甚至造成变革的失败.这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一方面它使企业具有独特的能力,另一方面又阻碍着企业的各种变革.对于企业并购或合并后的文化整合,以及组织变革后企业文化的重塑,要根据不同的企业文化刚性特征,采取不同的整合方案.对于新建企业,或者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可采取直接整体整合(或重构)的方法;对于企业文化刚性特征较强的企业,可采用分层次的文化整合(或重构)方式;以培训、学习作为塑造新的企业文化的重要手段.     

男人与女人 中国与美国

中国本土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应该有根本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早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就已经产生了以鲁迅文化思想为核心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必须与"五四"新文化、特别是鲁迅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电视文化的负功能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电视文化在发挥正功能的同时也具有麻醉、反智和操纵等负功能,这些负功能会导致钝化思考力、瓦解创造性和消弭道德感等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应对电视文化的负功能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媒体角色自觉,电视人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社会担当,二是社会管理主体要切实担负把关和监督的责任,三是受众要建立自我主体性地位,并发展个人的批判性思维,提升媒介素养。     

"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     

马达加斯加Famadihana仪式的功能与世界意义

本文通过对马达加斯加Famadihana仪式进行溯源、解析,针对二次葬究竟是南岛语族独有的文化现象还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丧葬方式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设想.同时,鉴于该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类生活结合与碰撞现状,本文对该仪式的功能及存在价值也进行了探讨.     

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问题简介——代主持人的话

二元对立中,对立的两项总是不对称,这个现象很早就被人注意到。钱锺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论卷中有长文,其中引魏源《古微堂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正一副。钱锺书评论魏源这段话,指出此为     

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

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纷繁交杂,概有官商依附、由官而商、由商而官、商人抗官、昏官欺商、明官护商、以法待商等类型。商贾文学中复杂的官商关系现象昭示了商业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折射出商人地位的历史嬗变,诠释了道德品质之于社会生活的决定性位置。     

从规则解释到文化视野——知识产权法学分析工具的演化

如何获得对知识产权法的认识,这是法学研究者的基本问题。从规则解释到文化视野的演变过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专属于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但这一过程如何在其中实现,则仍然属于研究者基本问题的构成。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以人类本身的智慧产物为客体,便使得跳出法律学解释的禁锢、以文化以及人文新视野来观察这一科学,更显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