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天文学与东方天学的交汇——以康熙年间两次客星观测记录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在欧洲天文学革命之后,在天文观测特别是恒星观测方面欧洲的天文学家已经超过了东方。事实上,在17世纪中晚期,在偶发性天象的观测上,中国传统的天文观测机制仍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康熙朝,钦天监观测到两次客星现象,并利用西法制造的天文测量仪器,将这两次客星位置以精确的经纬度记录下来。这是基于西方天文仪器的测量技术与基于东方天学星占学的轮候观测传统偶然结合的结果。这两次记录很可能都是新星爆发,而记录中提供的数据亦有可能对现代天文研究有所帮助。     

论贵州近代诗人黎庶焘的诗歌创作

贵州近代诗人黎庶焘的诗歌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其中,一部分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咸同农民大起义中人民的苦难、政治的黑暗;山水田园诗描写了家乡山水田园美景;咏贫士诗歌咏了自己的生活状态,表达了对亲人、朋友的深情.     

知己之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

中国文化对"交往理性"而非"认知理性"的情有独钟,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交际"之道、"交道"之道。同时,中国文化的"涉身性"的性质,便对该道的追求具体化为个体生命之间的"知己之求",而非哈贝马斯式的抽象思想之间的"共识"的追求。这种"知己之求",最初发源于中国古代侠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举里,后经孔子的"仁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推出,被升华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普遍性的生命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唐代的"诗人共同体"的出现,还是晚明的"师友独尊"的命题的彰显,实际上都可被视作这一人生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故正是在这一价值追求中,不仅为我们谱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绝如缕的真正心曲,也使"理解万岁"成为中国文化千古高奏的主旋律。     

明代中晚期士商关系反思

明代士人群体因异化可以分为贾儒、一般士人与正统士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商人群体因异化也可以分为机诈商人、义士化商人以及高士化商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正统士人崇尚道德,故敬重高士化商人,并不完全否定义士化商人,但贬斥机诈商人.贾儒以利为取舍标准,故对所有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人都不吝给予赞誉.夹在中间层的一般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与正统士人一样,敬重高士化商人,贬斥机诈商人,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义士化商人,则抱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晚清民初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变化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其自身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表现在对个体、国家与社会三个方面。但近代以降,由于国门洞开,西方价值观的不断涌入,晚清民初传统知识分子群体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两难,守旧与进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纠结,令知识分子群体进退维艰。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论语》中君子含义的演变

孔子把君子概念由对贵族的尊称转变为对有德之人的尊称,这种转变在当时起到了激励新兴阶层自强不息的作用.但由于这种转变既保留了君子概念中的尊贵传统,又强调了内心高贵,从而在君子概念中隐藏了外在与内在之间的矛盾.君子德性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实现的贵族道德,普通民众被贬低为小人,伪君子开始出现.     

《儒林外史》素材来源五则

<儒林外史>与<随园诗话>中相同的资料至少有三则,这些相同之处对吴敬梓与袁枚的"从未交往"的真相提供了线索.当下<儒林外史>本事研究中有些本事找得并不恰当,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探讨.     

先秦时期士的人生追求——以苏秦为例

先秦时期士的主流意识是积极入世,追求成功,追求名利。人们普遍把功成名就当作人生价值实现的主要标准。苏秦就是人生观领域主流意识的代表。他的人生目标明确,角色定位清楚,意志坚定顽强,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无怨无悔地走下去,永不服输,永不言败,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