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中国文坛的“打杂工”

曾经担任国家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如今已是位95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年高不服老,仍然在为一生钟爱的文艺事业操劳忙碌。他曾在自撰的《八十自嘲》诗里这样自嘲：“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坛主流论

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特点,其突出标志是文学样式或主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戏剧小说等所谓的俗文学上升为文坛主流。其间当与当时的多民族文化交融有密切关系。如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审美观与文学作品之影响,社会风尚与价值观的变化及文人学士参与创作等。     

从唐人墓碑文看士女风尚及社会教化

唐代墓碑文空前繁盛,与南北朝相比,唐人自撰墓碑文的现象十分普遍,小人物和女性墓碑文增多,文学色彩增加。透视这些墓碑文,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士女对于性情温良、追求个性、简傲狂放以及怀抱利器、饱读诗书等才学的崇尚。士女们的这些优良品行和过人才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于唐代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引领高尚的士女道德风尚,起到了很好的促动和教化作用。     

李邕事迹及其与李白的交游

李邕是唐开元、天宝时的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同李白、杜甫、高适均有交往。由于历代对其生平乏于细考,致使这位文坛巨匠生平中尚留下了许多暗礁。本文试图就其中人们感兴趣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浅陋看法,以盼识者正之。 李邕生年辩误 李邕的生年,两唐书阙载。《辞海》定邕生于唐仪凤三年,即公元678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北海三绝”李     

选官制度视野中的古代审美风尚变迁

任何时代审美风尚的形成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选官制度就是古代审美风尚形成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它的影响主要体现于社会意识的塑造、文人群体的形成、艺术体裁的兴盛以及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等四个方面.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切入,可以超脱于美学界存在的审美功利论与非功利论之间的悖论,更贴近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变迁中独特、真实的一面.     

“现代”视野中的艾青诗歌

艾青的诗歌很具个性,本文将其创作和作品置于“现代”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和评价。本文也初步探究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环境对艾青诗歌创作的影响。     

春秋战国的政治变革对礼俗风尚和生活观念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变革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本文从当时的社会变革入手,对政治生活方面的礼俗风尚、思想观念及其变化作了细致的阐述,并指出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趋势。     

《南齐书·文学传论》对文坛三派的评价

萧子显对颜、谢、鲍三派皆有批评，对颜、谢的批评之激烈明显超过鲍，对鲍诗“操调险急”的评论不能视作对鲍的贬抑或否定，而是依据“新变”文学观所作出的客观评价。     

雾海中的灯塔——鲁迅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出现了告别鲁迅、否定鲁迅、甚至猛烈攻击鲁迅的现象。它成为一股颇为强大的潮流,使鲁迅面临空前的挑战。但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另有一些人带着前所未有的情感凝望鲁迅,并向他聚集。鲁迅成了一种支撑,一座精神灯塔。他们从鲁迅那里所获得的,主要是人格力量和精神支撑,是独立人格和斗士风骨,是直面苦难与鲜血而决不闭上眼睛麻醉自己的精神,是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以及坚定、执著地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奋斗的精神。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对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反省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给人类带来灾难并威胁着世界安全的时候,在某些政治力量往往以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之名为维护自身特权而抵抗文明潮流的时候,鲁迅的文化努力对名民族都有启示意义。     

在歌颂爱情和友谊的背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同性恋主题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素来被解读为歌颂“友谊”与“爱情”的典范之作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但是,当我们破除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心理并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他的诗作时,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友谊”和“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抒情主人公与贵族青年的同性恋浪漫曲。本文试图通过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同性恋风尚以及十四行诗的内容和措辞的分析,来揭示莎氏诗歌中鲜为人知或为正统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所不愿看到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