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的文学性

文章对老子的《道德经》的文学性作了简明概要的探讨论述。     

诗与真——《赵元任早年自传》探析

《赵元任早年自传》叙述了传主的早年生活，尤其在科学、语言和音乐等方面的发展经历，塑造了一个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勤于钻研的传主形象。主要从真实性和文学性两个方面分析作品，探究传主对记忆和日记的运用以及多种文学性方法的运用。此外还分析了《早年自传》的当代价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寻找文学性原点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已走过三十个春秋,经历了从勃兴、张扬到沉寂、待发的发展过程,其间经历了三次冲击、三次挑战。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冲破了政治思想的层层禁锢,从文化研究回归了文学本体研究,并将本土文学的独特性及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置于其关注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有创见性的理论思考,最终走向成熟。     

“文学”的多种用法与观念转向

文学概念有着多重意蕴,历来被人们在不同层面和意义上使用,诸如大写的文学、小写的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纸质文学、网络文学等等.过去我们研究的文学一般都是指前者,即大写的、由少数精英创作的、被印制成书刊文字的文学.这种研究表面上研究的是文学,但实际上是通过研究来认识主体自身,揭示主体是如何在文学活动中被建构起来的.自从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概念以来,文学研究范式实现了从宏大理论叙事向文学作品自身的转型,从而进入了对具体的、大众消费的、新媒体形式下的文学概念的研究.     

巴金《家》电影改编中电影性与文学性的表达

巴金的小说《家》被多次改编成话剧或电影,文章主要分析从巴金的小说《家》到1956年版电影《家》电影改编中如何处理文学性和电影性的问题。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探讨1956年版《家》在电影性表达中的叙事转换,文学性包括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表达方面的得与失,在具体的分析中体会经典作品改编的启示及正确看待不同时期电影改编的意义。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明代文学文献辽东描写的研究现状述评

明代的辽东,鉴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被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被史书、政书、地理等历史、政治文献关注,辽河流域及辽东地区的文学也得以很好的发展与沉淀,而且在史书、政书等文献中也不乏对辽东文学性的描述记载,自然,历来也不乏学者对辽东地区历史、政治、地理等的研究,然就其文学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开拓.     

论张说碑志的新变

在张说现存碑志中,官修碑志为奉敕为三品以上的重臣或皇亲国戚而作,《姚崇碑》为其最为特别之作。该碑在类型化的颂美之外,采用异常简写碑主族出、世系与乡邑,不写亡妻,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暗讽姚崇的孝心等方式表达“微言大义”,使其碑志由注重实用性向偏重文学性转变。私修碑志则是应朋友、亲戚、同僚之请而作,《贞节君碣》为其早年的代表作。该碑运用小说笔法、选择典型细节等方式,使模式化的碑志逐步成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传记。这些变化体现了张说“实行”“素心”的创作理念,展现出文学性、个性化的特点。     

本刊作者

铃木孝庸（すずき·たかっね）1947年生。现任日本新渴大学教授、名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平家物语》及《平曲》研究。致力于将音乐性和文学性相融合,在文学中探求音乐的创造力,在音乐中探索文学的延伸性。1980年师从平家琵琶演奏家桥本敏江先生,多次举办演奏会。     

文学性:未竟的阐释

文学性是定义文学的尺度,从理论上看,对文学性的理解有两大类:本质主义的与非本质主义的。在反本质主义的背景下,须对文学的谱系心中有数: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殖民现代性、文学体制化息息相关,何谓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也与王国维等人的援西入中不可分割。现代文学沿着现代性的不同路径进行博弈,艺术自律历经坎坷。文学性应置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定位,这种共时结构中的暂时共识依然有其约束力,但生生不息的历史意味着它始终是一项无以完成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