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亡文学到审美化、地域化、民族化的多元追求——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派的演变轨迹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派起始于五四时期的"流亡文学",它是当时较为成型的小说流派.从20世纪20年代"地方色彩"不一的"乡土小说派"到30年代的"京派",表现了乡土小说创作审美化倾向的提升和地域化方向的发展,后来的"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出现及其显著影响,更加体现了审美化、地域化是乡土小说成熟的重要标志.     

试析辛格心中的两个迦南——以《傻瓜吉姆佩尔》和《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为例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榕的作品反复体现了他对传统犹太宗教伦理的矛盾和困惑.<傻瓜吉姆佩尔>和<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体现了多元化家庭宗教环境和斯宾诺莎学说对他的影响,并揭示了辛格心中的两个迦南:精神层面上的迦南和世俗层面上的迦南.     

世界文学家孔子:德国文学史系统的孔子塑造

孔子在德国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史系统中担任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既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这就证明,外来符号在西方知识系统内的功能、属性决定于系统运作的结构性需要。孔子作为中国精神的代码,在精神哲学的世界文学框架内,自然可以从宗教、道德哲学家转换为世界文学家,代表一种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浑然不分的"自然文学"。这一格局不仅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国文学认知,也长期左右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但是,随着文学逐渐摆脱精神范畴而成为以作品、文本为导向的自治系统,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文学家地位也日益动摇,《春秋》作者问题的困扰就是一个明显征象。     

苏联“审美学派”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苏联美学和文论的影响非但没有退场,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借鉴资源。从"审美特征"论、"审美情感"论,再到"审美反映"论,以至于到"审美意识形态"论,我国文论在新时期的每一次显著进步,苏联文论的影响始终存在,尤其是"审美意识形态"论,更是从苏联当代文论的新成果中获得了深刻的启发。而这一期间,苏联美学和文论代表著作集中译介研究,与我国当代文论转型发展构成了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     

论海德格尔时间性概念的隐秘起源

时间性概念(Zeitlichkeit)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关键词,它关乎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最终解决。然而,这一概念的隐秘起源却在有关"宗教现象学导论"的讲座中。通过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现象学阐释,海德格尔将源始基督教的实际生活经验之基本特征理解为一种三态(再临—已成为—瞬间时机)统一的现象整体。而这一基本特征恰好就是后来《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概念的形式结构[即一种在诸绽出态(将来—曾在—当前)的统一性中到其时机]的雏形。     

“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

瞿秋白倡导的"文学大众化",以"文字革命"引发"文学革命",既是一次语言变革(大众语取代"新式文言"),也是一次话语颠覆(阶级论话语对启蒙论话语),从而自觉而不自觉地疏通了曾被"革命文学"断裂的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进程。"文学大众化"表面上看来是通过"口语化"来实现文学语言的"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在承认言、文分离而又主张言、文重合的前提下,借助"大众化"祛除五四后新文学的欧化和精英化趋势,并以大众化书面语(文字)为语言本体,为文学母语的重建提供了另一种探索方式。虽然"文学大众化"具有其特定的政治实用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但它对语言(文学)乌托邦的祈望,在客观上成为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红色"设想;正是在这样的设想或规划中,重构中的母语文学得到调整、校正、优化的可能。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三重理性向度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既是交往行为,也是价值重塑和实践创构行为,且彰显了三个理性向度。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耦合中既回应了"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又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特质。在价值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依凭其价值期待,既实现了"政治价值"与"人本价值"的辩证协调,又显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道德取向。在实践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政治建设在制度建设与具体实践中达成了辩证统一,在时代特色和理论原创的实践阐扬中得以延续与创构。     

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

王浩在评价金岳霖学术生涯时,曾经设想过一个研究计划但是没有实行,该计划实以"逻辑基础问题"为主线。金岳霖把自己庞大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归结为逻辑,但是在为逻辑建立基础的时候,遇到了"逻辑中心困境"。在晚年的哲学工作中,他接续自己早期关于逻辑基础问题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对整个的逻辑来说太大,从而集中讨论了推论的基础问题,把推论建基在"思维的可能"和"历史的事实"之中。如果推论是逻辑的核心,那么,他的这个论题可以视为对逻辑基础问题的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这个回答走出了他早期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既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和分别,也体现出"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和"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直接间接为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内争取较高的地位"的结合。     

“文学终结”之后的文学理论何处去？

随着影像文化兴盛而促发的"文学终结"之说,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命运前途的思考:以探究文学的本质为旨归的文学理论是否也会随之走向终结?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本质进行反思,是一种对所有批评实践的预设进行质疑、发问的"元批评"视角。我们从这种"元话语"视角出发,一方面从存在论角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探究,揭橥了逻各斯定义这种传统把握本质方式的限度,并试图以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方法来超越这一限度,这一探究路径最终促使转向对文学进行功能性界定。由于存在论视域本身固有的盲点和局限,我们从存在论转向实存论,将文学的本质作为实存概念来把握。这种从实存论出发把握本质的方式,最为典型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概念,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解释模型不仅有效避免了本质主义和任意随机性的两难选择,同时也走出了存在论视域解释学循环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