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论学生在课程文本解读过程中的主体性

课程实施是课程改革成败的重要环节之一,其成败关键在于课程文本解读的效果。在解读者中作为课程利益的最重要的主体——学生的主体性在课程文本解读过程中是否彰显,能够直接影响到课程文本解读的效果。因此,关注学生解读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文本的重构,是在课程实施中不容忽视的。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     

生态文艺学:视域、范式与文本

“生态文艺学”作为一门新兴文艺学科 ,由于学者们所存在的视域差异及遵循的学术范式不同 ,其预构的文本存在着很多可写的形式 ,这本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然而 ,从学科的发展来看 ,这种状态毕竟是一种不利因素 ,我们应该对之进行必要的检视 ,使它朝着理想的文本模式发展     

铁凝小说对人的"存在"的追问

文章通过分析铁凝的小说《哦，香雪》、《棉花垛》、《永远有多远》、《秀色》、《安德列的晚上》、《树下》等对人的“存在”的发现和追问，试图寻找这位女性作家作品里的某些欠缺，而对其作品所展示的艺术表现力和概括力也予以充分肯定。     

论叙述本文的叙述交流语境

作为文学作品的叙述本文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手段。叙述本文形成的交流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次存在于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之间,属于超本文层次;第二个层次存在于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第三个层次则存在于人物与人物之间;后两个层次均属于内本文层。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这种交流都不是单向的传动,而是一种动的双向交流过程。     

奇葩争艳各领风骚——大学语文的比较阅读研究

比较阅读是学习大学语文的一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阅读方法.比较阅读包括对文本的文体比较、手法比较、人物形象比较、主题比较、语言比较、观点比较等等.通过比较,读者(大学生)能充分把握文学文本,解读文本.     

文学翻译的互文性研究

互文性概念作为重要的文本理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方法论。本文从文本批评的角度 ,把互文性理论放在文学翻译中阅读和书写的框架下 ,通过梳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讨论该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影响和界定。本文认为这种讨论有益于对文学翻译中的许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从互文性观点对朱生豪译莎士比亚选段进行个案分析 ,以探讨译者的决定是否受到互文性的影响。     

试论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心灵冲突——兼与西方悲剧精神比较

本文立足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文本,对这篇小说蕴含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的恶和不公进行批判,也不是对主人公的不道德的艺术观提出批评,而是揭示了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就是人的世俗常情和艺术的超越精神的矛盾.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使矛盾双方得到了调解,完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悲剧.文章最后将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从古今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     

论宪法文本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宪法文本上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维持、巩固和调整着我国国家与自治民族的关系,自治民族与非自治民族的关系,它既是维护和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制度,也是监督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职责,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