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境中的文化表述与中伊哲学的交流--论《勒瓦一合》和《真境昭微》的中伊哲学思想的融通

刘智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汉文译著家,他的翻译、介绍和著述充满了时代的创新性、开创性.刘智译著中哲学思想的丰富来源于他对伊斯兰哲学和思想的深刻学习和理解,更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悉心了解和系统掌握.其中,刘智对伊斯兰教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阿布德·热哈曼·贾米(Abd al-Rahman Jami,伊历817-898年,1414-1492)的<勒瓦一合>(Lawa'ih)的译介,以<真境昭微>而著名,并反映了刘智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特征.<真境昭微>既忠实于原著,又以中国穆斯林的聪明才智超越了原文的文本,进行了汉语语境中的创造性表述和中国哲学范畴的恰当转化,从而以汉语的话语更直观地体现了伊斯兰哲学,特别是伊斯兰苏非哲学思想中"存在统一论"思想,以及苏非追求和实践自我超越和心灵升华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伊斯兰哲学、伊斯兰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更好地体现了伊斯兰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交流和融通,是人类智慧和思想间相互学习、理解、交流和对话的一幅历史风景画.     

构建财政民主有效治理机制探析——基于佛山地方实践研究

财政民主化是中国未来财政制度改革乃至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但在实践中正面临着治理有效性的挑战。广东省佛山市近年来在财政民主化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治理绩效。其原因在于建立了绩效管理与协商治理相结合的机制体系,使得财政民主的价值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得到了有机统一。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理解财政民主与治理绩效关系的内在机理及创新之处,将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财政民主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     

试探《论语》语境恢复法

读书分两种目的,或为修身（做人）而读书,或为治学（立业）而读书,相应有两种读法：为修身而读书当重在一个“悟”字,为治学而读书则当重在一个“懂”字。《论语》在记载、誊写、编纂各个环节造成了语境缺失,使读“懂”《论语》变得很困难,要读懂《论语》就要尽可能恢复《论语》的语境。其基本做法,就是根据《论语》章中所透露的信息（诸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来追寻某言某事得以发生的场景,以追溯其言语背景。     

闺闱之外：清代传统女性的谋生经营

传统女性常常被描述为仰人衣食者,官修史志的记载则显示她们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均有积极参与和明显贡献,部分女性不仅自食其力甚至成为家庭中的经济支柱。流行于民间的弹词文本内容、女弹词和弹词女作家的生计营求更是生动展示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及广大社会中下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谋生经营对清代传统女性个人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它使女性能够自食其力,应对家庭变故;立足于家庭,生存于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输入强化对习得英语方式副词位置规则的影响

以英语方式副词位置为强化对象,研究输入流、文本强化以及两者结合使用这三种输入强化方式是否能够帮助学习者习得英语方式副词的位置规则,并对其效果进一步深入探讨。实验结果表明：三种输入强化方式都能帮助学生习得方式副词位置规则,但输入强化的有效应用是有条件的,输入强化的效果会受研究中受试者以及被强化的对象等因素的影响。此外,相对于单一强化,复合强化通常更能有效地促进目标语的学习,但当单一强化能有效地促进目标语学习的时候,复合强化不能帮助学习者取得显著性的优异成绩,从而表明复合强化并不总是必要的。     

博物馆文本英译模式研究 ——以南通博物苑新馆为例

博物馆是宁谧而神圣的殿堂,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承担着传承历史文化的重任.中国的博物馆更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尤为重要.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博物馆文本英译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以文化辐合会聚理论为基础,以南通博物苑新馆为例,系统地研究博物馆文本英译,尝试构建一个普遍适用于博物馆文本英译的翻译模式和衡量标准.     

重绘逝去的时空——论《吉陵春秋》的美学追寻与罪恶书写

《吉陵春秋》刻意遵照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型,移植了传统、属于过去的世界的古典文学符号体系,写实意味与难以捉摸的象征意义构成了小说的美学矛盾。小说通过互文、不断重写的文本,重复、循环的时间与事件,呈现出一个神灵死亡、人类堕落的罪恶世界,显示出作者对人世风情的生动还原之外关于罪恶、命运、人类存在深刻、沉重的思考。作者对原乡、古老中国的追寻与人类对救赎希冀交织在一起,最终以文字的异彩作为救赎,展现了亦真亦幻的美学中国。     

文本意义的原初生成何以可能？——对海登·怀特转义范式论的反思

海登·怀特的转义范式论试图扭转由语言外部寻求意义之源的传统思路,其新思路大致可作如下描述：暂且悬置文本意义的“出处”,反观文本意义自身,直接追溯文本意义的当下呈现。这就确立了以文本的多维展现作为意义溯源的可能性路径,也构成了其转义范式论的真实价值。怀特在其理论建构中主要分两步完成这一可能性路径的实现：第一步是取消传统历史主义的“事实” 基础,确立以文本作为意义溯源的合理性路径;第二步是进一步把意义的生成推进到原初的层面,从文本的展现机制中寻求意义的最初发生,这是更为本源性的一步。由是,转义在怀特那里既是一种被预设的思维状态,也是一种意义生成的机制。那么,作为预设状态的转义是如何引领文本意义的生成的？作为被预设的思维形式究竟在哪里发生了这一预构行动？本文试图通过对怀特的转义范式论做出进一步的反思,追问并回答“文本意义的原初生成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