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法人治理、分权制衡

目前我国国企公司化改制中 ,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如政府委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经理等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股东大会的最高权力受到剥夺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三职一人兼任 ,董事会成员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的现象并不鲜见 ,所有者、经营者制衡关系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的体系机制受到扭曲 ,权力过分集中 ,监督严重弱化 ;党委会代替包办董事会决策或董事会的决策仍需政府审批 ,多头领导的局面依然存在 ,公司法人治理起码的规则遭到破坏 ,等等。之所以出现这些违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初衷违反“公司法”的现象 ,究其原因…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     

西方政制设计的若干基本预设及其启示

西方政制设计是以若干基本预设为前提的,主要包括人性趋恶、权力膨胀、理性短缺、国家邪恶等.正是基于这些并非乐观的思想理念,西方政制设计构建了权力制衡、代议民主、宪政、政治竞争的制度框架,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理想化的政制设计陷阱.这对研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我国政治学发展无疑提供了重要启示.     

发达国家议会预算监督的制度化实践及对我国人大的启示

公共预算是政府的血液和民主政治的核心,随着公众预算民主意识的觉醒．肩负公众受托责任的人大如何确保行政预算向公众负责是我国当前预算民主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以回应纳税人预算民主诉求为起源的发达国家议会预算监督经过多年的发展已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典范,把民主责任作为制度设计的起点、在完政层面进行预算权的民主化配置和操作层面控制技术及辅助资源的提升是其主要特征。以发达国家预算监督制度折射出的民主责任逻辑反观我国目前的实践,理念的更新、预算权的均衡化配置、中期财政预算控制的加强、多元监督合力的发挥等制度要素对于增强人大预算监督责任尤为关键。     

"一股独大"与股权制衡——基于深交所中小上市公司的分析

股权结构是公司所有权的结构安排,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公司业绩.文章采用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前五大股东的股权构成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也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权力整合：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途径之维*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制衡机制的确立,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合理地揭示权力的本质含义,有效整合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有力路径。针对国内外大学的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围绕教师教学、科研及大学学术发展为主线,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范围,从而建立起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机制,健全"一主多元"的内部学术体制,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制衡,并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明确大学内部权力的制衡机制。     

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制衡——对刑事法律原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法律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有益于“自由、秩序、民主、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生成与实现。立法和司法应当理清刑事法律原则的含义、价值以及诸原则的冲突与制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法律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原则的禁止适用加以保障;罪刑法定是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法定,罪刑相当,则是刑法明文规定之“罪”与“刑”的均衡;刑罚应当以犯罪行为作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并不排斥责任;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并重,两者互为制约、相互保障。     

第二大股东持股的治理效应——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763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公司绩效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之间的经验关系,考察了第二大股东持股的治理功能。通过结合上市公司数据建立一个多元模型,来说明第二大股东是如何监督第一大股东,影响公司价值的。研究发现,我国并不存在有效的股权制衡机制,第二大股东的存在没有显示出积极的治理激励功能,没有反映出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激励作用。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相对控股是一种最佳的平衡状态。     

关于魏晋参录尚书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魏晋南朝时期,出现了二人或超过二人参录尚书事的制度。参录尚书事的人,彼此之间并无分工,而是对尚书事务共同负责。多人参录制,较之一人单录制,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凝聚更多的智慧,加强尚书事务的处理能力;二是能够形成尚书省长官之间的权力制衡,避免专权独断的局面。正是参录制度的两个制度优势,加上皇权有时式微的机缘因素,使得魏晋比十六国和南朝都更加盛行参录尚书事现象。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针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问题,从参与主体的划分、公众参与的模式、公众参与的内容及权力制衡机制四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土地股份合作制准备阶段、方案编制阶段、方案实施阶段,参与主体与参与内容均有所侧重,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制约,必须健全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内外部权力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