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在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不断接触交流中开启了以文化融合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发展的基本模式。翻译活动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媒介，不同民族的双语人、译者在帮助本民族实现制度进步与文化自觉的同时，其翻译取向也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带有鲜明的指向性特征。     

大流动、大交融与大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逻辑进路

大流动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视角出发，“大流动—大交融—大团结”三维动态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极为密切，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逻辑进路之一。大流动促成了认知的选择与变迁、心态的改变与重构、规则价值的理解与遵守、情感的尊重与传递、关系的稀释与重组，有利于各族群众空间视域的扩大和传统观念的转变，是增强各族群众共同性认知、心态、价值、情感和关系的基础和条件。大交融有利于共同认同的增强与普及、共同信念的锤炼与塑造、共同价值的融通与共生、共同情感的交互与归属、共同关系的依存和把握，是促成各族群众实现理想、信念、文化、情感、意识交融的核心过程和形式。大团结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键步骤和路径，通过团结奋斗引领共同性目标、团结统一凝聚共同性理念、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保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一个动态、多维、主体间性的过程，在大流动过程中增强大交融，在大交融过程中强化大团结，有助于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袁袠的粤西宦绩与明后期广西民族交融

袁袠是明嘉靖前期的重要文人，官至广西提学佥事，工于诗文，著述颇丰，其中《世纬》一书和数十篇诗文赋作于广西任上。在广西任职期间，袁袠履行了为官和为师的双重职能，对广西的文教事业和边防事业都有所贡献。从其宦绩可见明朝广西地区的民族融合措施的推行和广西人民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遵从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发展；从其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到以袁袠为代表的中原文人逐渐接纳粤西文化和粤西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历史进程；从《世纬》一书可见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关于民族事务治理和社会改良的方案探索。凡此种种，不仅给后世留下可贵的地域文学资料，其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族”一词钩沉

“民族”是影响我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型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词源。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叙述有差异性，历经诸多的语境嬗变。自先秦“民族”二字联结出现，至西晋形成“民族”的名词形式，再经唐宋“民族”记述和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于明清时“民族”的使用指代已呈现出泛化。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体现出多元内涵，这些内涵根植于中华的文化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关系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族”一名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影响的回应，有助于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下，从中国的话语空间辩证认识“民族”的历史价值意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藏汉文化交流与交融——以南路边茶传统制作工艺变迁为例

通过梳理南路边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和贸易历史，认为南路边茶的制作工艺在唐代初见雏形，到宋代又新增了“渥堆”工序。唐宋两朝的“茶马互市”，由唐朝的单纯经贸往来，到宋朝的“以茶治边”“以茶博马”，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元明清时期在茶马政策和“西番茶”制造工艺的影响下，南路边茶制作工艺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其变迁过程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是藏族对汉文化趋向性的认知，是汉藏在漫长岁月交流互动中达成的文化基因上的契合，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当代实践——以民族服饰研究的多模态呈现为例

在人类学田野考察现场，文化中的视觉现象放眼可见，其多模态呈现更是琳琅满目。例如民族服饰，它们不仅仅是实用的衣物，漂亮的款式和纹样，也是一种用非文字形式“书写”民族历史和社会规则的视觉文本。人类学田野实践和研究的呈现，同样也可以是多模态的，不仅仅是撰写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还可以通过摄制影像、举办展览、组织表演等多媒体视觉表达形式，把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联系起来，这类实践使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在多模态人类学的框架里，变得容易理解且方便社会共享，也促进了人类学学术走出小圈子，自我反思。这样的人类学实践和反思，为人类学家开阔研究视野，转化科研成果，积极参与田野社区事务，担当更多社会责任，助力于多民族艺术交融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当代实践，提供了更多可能。     

洛阳北魏墓葬的“太和之风”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使拓跋鲜卑政权发展至顶峰，史书将该阶段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八方归附的社会面貌称为“太和之风”。洛阳作为国都，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折射了北魏后期的社会现实，是“太和之风”的典型实物例证。考古发现洛阳北魏墓葬墓向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封土，都是单室墓，这些方面的统一性分别继承了东汉和魏晋丧葬文化理念。墓葬是否随葬陶俑群、形制固定为带盖方形的墓志尺寸大小具有身份等级差异，说明北魏把汉晋的部分葬俗进一步发展为礼仪制度。而帝陵墓室涂黑、部分陶俑左衽则是保留的北方游牧文化传统。随葬品中所见拜占庭金币、下颌托等，是西域商贸往来的见证。出土的胡人侍从俑和佛教用品，表明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以上各种因素和谐共存于同一墓葬，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当时在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一体格局。墓葬中“太和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孝文帝对于洛阳陵墓区的规划、汉与鲜卑势力的持续消长和北魏统治下复杂的人口构成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文帝积极主动承继汉晋文化，目的是将拓跋鲜卑纳入华夏统绪中。对洛阳北魏墓葬实物材料的解读，能够直观全面地认识汉文化对北魏政权的影响，为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重要参照。     

交融中的“结构”与结构中的“交融”——对阈限理论的诠释与反思

阈限被视为社会变迁的原初动力，阈限理论从结构与交融的辩证关系中解释社会进程。阈限阶段的特征是交融。交融具有消弭冲突和维系社会的功能。但学界对阈限理论尤其是交融的探讨并不充分，交融被结构的光辉所遮蔽。本文通过回溯阈限理论、廓清“结构”概念、捋顺“交融”意涵，期望阈限理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此外，对于多样性和流动性显著的现代社会而言，全面检视、反思和发展阈限理论也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关系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交融共生、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在文体、题材、语言、思想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交融共生的关系。我国各民族人民通过文学架设起了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心灵，促进了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同步同构的，随着各民族文化间的学习互鉴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牢固树立中国多民族文学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关系重大，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深远。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文科建设——基于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分析

破"五唯"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也是新文科建设及评价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教育评价改革视域下新文科建设依赖于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逻辑理路表征为：知识论逻辑——人工智能促进文科学科专业生成，新生成专业的发展评价要坚持"问题+需求"导向；教育观逻辑——人工智能将改变文科学生培养目标，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的评价应避免专业和培养范式的"碎片化"；教研方法论逻辑——人工智能将改变文科教学方式，新文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打造更加科学与合理的"教"与"学"的评价体系。构建教育评价改革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文科评价的应然图景，需要坚持：评价目的彰显立德树人、评价主体交互多元、评价标准科学多样、评价方式多维联动、评价结果全息直观和评价支持系统的"智能介入"。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和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有四个方面：造就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破学科界限，推进学科专业融合发展；树立"全人"发展理念，培养学生大数据能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实现教育评价改革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目标，需要构建四个实践路径：课程体系设置"文理融合"，打造立体的专业课程体系、优化通识教育课程模块、拓展专业课程设置内容；教学模式创建"理实并重"，创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教师队伍建设"校内外协同"，创建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文科评价要打破"五唯"取向，坚持"新理念"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