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延安文艺空间中的鲁迅形象建构

在延安文艺空间中,鲁迅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文化存在。鲁迅在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形象建构是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性的,这种选择一方面突出和强调了鲁迅思想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一方面则对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思想有所回避和取舍。鲁迅在延安文艺空间及1949之后的形象建构,一直是被选择、被压抑地塑造着,而且他始终被捆绑在政治和革命的旗杆上,这是鲁迅逃脱不掉的宿命。     

论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精神领域,大众文艺的发展不断地消解社会的精英文化情结,这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甚至使知识精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多余人"。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面目出现,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日趋向大众看齐,曾经以"化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生活中的孤独者或沉沦者。世纪转型期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们精神上营养不良,人格萎缩困顿,趣味世俗粗劣,已然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知识精英群体集体陷入沉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处境。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从连坐、奖励告奸到亲亲相隐——公务协助义务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确立了举发犯罪的公务协助义务,后为我国封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其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回归,这也给当代立法以启示：在立法确立公民公务协助义务时必须进行伦理预设,使该义务具有伦理性。     

论新疆抗战文艺繁荣的原因

抗战时期是新疆各民族国家认同发展的重要阶段。新疆督办盛世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制定了六大政策,成为后来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新疆各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学艺术实现了完美的交融与结合,形成了具有新疆特色的、繁荣的抗战文艺。本文着重分析新疆抗战文艺的繁荣的原因与作用。     

在现代化高潮中焕发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力——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文学艺术的经典论述

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论述同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脉相承，那是因为，新时期党的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观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甚至今天的许多国家大事都在毛泽东的构想之中。毛、邓、江关于文艺现代化的经典论述，其现实指导意义是：正确处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关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同人物多样化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继承问题     

毛泽东文艺创作思想“五要素”及对当代我国文艺创作的启迪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绽放于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的一枝奇葩.就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当代文艺创作来说,其价值表现在,文艺创作既要坚持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生活之结合,要坚持与时代和人的发展相结合,还要提高艺术家自身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艺创作在反映社会主义文化前提下良性发展.     

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十七年文艺”审美思想史研究之一

"十七年文艺"鲜明的国家、政党组织特性,形成了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文艺创作不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形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鼓与呼。文艺发展的组织化体现在文艺生产方式的体制化保障,文艺家的体制化,生产资料的国家控制和调配,由此实现了文化统制。作为新中国精神发展的主要形式,"十七年文艺"清晰地烙上了时代政治的印记,以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书写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意识形态教化的有效性,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塑造了系列新人形象,形成了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学经典,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选择:基于婚姻中性的视角

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虽然拥有诸多优点,但造成了"婚姻惩罚"和"婚姻奖励",同时遣成了行为扭曲现象,目前许多国家都已通过形式多样的税制改革,力图使税制符舍婚姻中性原则.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谨慎推行这一征管模式.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神灵时间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未济"、"终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竟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