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一、把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引向深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当前,我省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总体态势是好的。现在的关键,是要紧密结合青海实际,把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引向深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     

文艺的历史发生与区域流变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探讨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作为物理空间的地理从来都离不开人类群体的活动,而文学艺术自伊始阶段起,其发生、生产、流传以及接受等环节,都是在具体空间范围内展开并与其自然条件与社会风貌密切相关。因此,文艺研究不仅应当针对文本进行系统研究,而且还需要结合文化地理要素去追溯历史文化条件和观念形态的演进轨迹。在当代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有必要将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置于文化地理的视域中加以考察,重视地缘关系和文化地理因素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作用,这一跨学科方式无疑有利于该分支领域的学理性推进。     

当代大众传媒与大众文艺

本文在阐明大众传媒与大众文艺的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不仅探讨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具体分析了二者在西方和我国文化语境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性。同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开展大众文艺批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新华日报》的文艺专刊《星期文艺》

《星期文艺》是《新华日报》创办初期设立的第一个文艺专刊,由胡风编辑,因稿源缺乏,问世不久就停刊了。《星期文艺》注重评论,它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注重战斗性、批判性的特色。由于胡风在文坛的重要影响以及“七月派”作家的有力支撑,《星期文艺》也得以刊载了一批生活实感与战斗激情紧密融合的优秀创作,形成了抗战初期文艺园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艺实践与审美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高质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当代文艺实践在放手发展文艺产业、传媒企业与坚守审美精神、价值底线之间产生了创作业余化、审美茧房化、发展失衡化等现象。针对文艺生产领域出现的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等倾向,亟需我们以经典文艺的诗性正义和丰富、深邃的审美引导来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科技,特别是迭代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灵活多样地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融通全球文明涵养、重塑文艺教化功能,形成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制度管控、民众素养提升等多层面互补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算法技术应用与资本深度介入对文艺生态产生的深刻影响,重视价值引导,逐步完善治理制度。     

20世纪初中国文艺研究发微——兼以中国歌剧研究考释

20世纪初,伴随着新的思想进入中国社会,中国文艺开始形成一些新的艺术形式,中国歌剧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博弈产物。通过梳理20世纪初中国歌剧的嬗变轨迹,发现中国歌剧的形式既不同于西洋歌剧,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中国歌剧受社会环境、政治权利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歌剧形式。因此,文章认为,中国文艺形式的扬弃不仅取决于艺术本身,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等外在因素。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神灵时间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未济"、"终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竟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