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规范制度建设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2004年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仍是多事之秋。3月，《新京报》一篇《政协委员炮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引发了“辞书规范”论争，成为自“王同亿抄袭”案以来辞书界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论争；6月，《科学时报》以《学术研究有行规》为题，报道了陈鼓应、王煜对熊良山《道德经浅释》的批评，此后，更有文进一步揭发熊书对《道德经》的胡批瞎解之外，该书还“把大量的巫术、气功混合在一起”，一时间“熊良山现象”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孙犁: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逐渐建立了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延安文学体制,所有作家的文学活动都被纳入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建构之中。然而,孙犁却对解放区正在实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了"若即若离"的"在而不爱"复杂心态,一直游离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边缘,表现出一种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者"姿态。孙犁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一方面起因于他对自己暧昧的"公家人"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根源于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伦理化"倾向。以延安之行为分界线,延安之行后的孙犁既看到了解放区不同地域的"公家人"身份的差异,感受到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实质。同时,延安之行也促使孙犁在冀中解放区已经开始建构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走向了成熟。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孙犁将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作为自己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建构中心,从而与解放区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艺政策拉开了距离,并使自己成为解放区作家中的"另类"。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以英国文化主义为参照

鉴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文艺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如此一来,原本极具批判性和跨学科特色的文化研究在耦合中国的现实接受语境时,某种程度上被蜕变为与文学研究争夺学科阵地的理论话语.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大多局限于结构主义范式之后,更多地亲近于媒体研究和社会学,而离文学愈益疏远.因此,要深入探析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嬗变及其二者之间有意味的结合,就无法避开对英国丈化主义作一番回溯与思考.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围绕"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亦可从文化研究的"前史"和源头--英国丈化主义那里获得诸多启示.     

《新华日报》的文艺专刊《星期文艺》

《星期文艺》是《新华日报》创办初期设立的第一个文艺专刊,由胡风编辑,因稿源缺乏,问世不久就停刊了。《星期文艺》注重评论,它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注重战斗性、批判性的特色。由于胡风在文坛的重要影响以及“七月派”作家的有力支撑,《星期文艺》也得以刊载了一批生活实感与战斗激情紧密融合的优秀创作,形成了抗战初期文艺园地的一道靓丽风景。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艺实践与审美引导

中国式现代化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高质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当代文艺实践在放手发展文艺产业、传媒企业与坚守审美精神、价值底线之间产生了创作业余化、审美茧房化、发展失衡化等现象。针对文艺生产领域出现的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等倾向,亟需我们以经典文艺的诗性正义和丰富、深邃的审美引导来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科技,特别是迭代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灵活多样地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融通全球文明涵养、重塑文艺教化功能,形成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制度管控、民众素养提升等多层面互补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算法技术应用与资本深度介入对文艺生态产生的深刻影响,重视价值引导,逐步完善治理制度。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20世纪初中国文艺研究发微——兼以中国歌剧研究考释

20世纪初,伴随着新的思想进入中国社会,中国文艺开始形成一些新的艺术形式,中国歌剧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博弈产物。通过梳理20世纪初中国歌剧的嬗变轨迹,发现中国歌剧的形式既不同于西洋歌剧,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中国歌剧受社会环境、政治权利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歌剧形式。因此,文章认为,中国文艺形式的扬弃不仅取决于艺术本身,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等外在因素。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以先秦孔门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与早期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了先秦时期时间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双重转变。"天文"是"天时"的外化形式,在先民的意识和行为中经历了"自然时间神灵时间道德时间"的降解过程,它构成了"人文"的逻辑前提。"人文"追求永恒的道德典律,呈现为一种"超时间"。"天文"与"人文"都是"道"的变现形式,两者共同构成了早期文学的本源,并对后世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孔子时代,时间与神灵、王权进一步剥离,呈现为一种天人相参、活泼机变的时机化时间。"人文"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体现为"仁义"、"礼乐"、"中庸"、"君子"等富含时间意蕴的价值新标的,两者相辅相成,最终影响到孔子对文艺本质功用的认识及其时机化的解诗方式。孔子所提出的"游于艺"与"成于乐"等诗学命题具有丰富的时间意蕴,它显示了一个"时者"看待文艺本质功用的存在论视角。"游于艺"亦即"游于时",是在一种非对象化、非现成性的审美时间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取象于天时的"乐"昭示着天地大化不断创生的过程,同时也在"既济未济"、"终始"的转续中凸显生存本身的"无竟性"。孔门师徒以时间性思维解诗,多在诗歌情境的转换中引发领会仁德等重大问题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