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时期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命运

俄苏文学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特殊的遭遇。它受到了当时中国批评界史无前例的激烈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体现了独特的"歪打正着"式的特征。同时,虽然"文革"时期对俄苏文学的猛烈批判与"十七年"间对它的顶礼膜拜形成鲜明的对照,但这种批判背后仍然显露出与"十七年"相似的文艺观,同时也与苏联主流文学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文革"时期对俄苏文学的这种批判与后来俄苏文学在当代中国遭到的冷落有着必然的关联。     

那些正在消失的境外华文电波

消逝的华文电波,用上世纪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讲,都属“敌台”。“敌台”在文革期间,主要指当时“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或者英语广播电台。“缺钱”只是消逝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在于,“敌台”已经“过时”了。而现在,又有一个曾经的“敌台”,作古了。     

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借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和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意识形态因素论,探讨文革时期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对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发现文革时期的主流权力话语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在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译作的出版发行、对译者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对原作的阐释和批评等方面。同时期潜在翻译的存在表达了译者的自我追求,作为特殊年代的个人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充分表明翻译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和单纯的语言转换,同时也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略论"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

文章从两个方面对文革时期的语言暴力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构成及使用情况,分为四种,即攻击性言辞、詈骂性言辞、贬斥性言辞和威胁性言辞;二是主要的判定标准,提出了看目的、看适度与否、看使用场合与看对象等四点.     

论文革时期潜在写作者对时代资源的超越

我流着现在还看不见的眼泪喊出若干年后才能听到的声音———哑默谈到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者,一般都认为它们一定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势不两立,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反叛意识。接触到当时一些具体材料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想象是不如实的。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想象更加复杂一些。其中,当然也有与政治权力和主流写作尖锐对立的,也有与主流写作完全一致的(比如那些反特破案故事);同时,我特别注意到,还有明显超越当时的主流话语的。这种超越的写作,往往因为写作者拥有了某种新资源,而显得特别有底蕴、有确信、有力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最有价值的潜在…     

社会批评的电影空间——用社会学解析《太阳照常升起》

在常规生活中,电影只是一个叙述观点的载体,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导演提出了论题,在片中没有述说任何对社会的不满,但我们细细思考后会发现在梦一样的场景下藏匿着中国特有的不可复制的社会史,就社会学角度来分析电影,也是对中国文革时期社会的客观解析.     

乘风破浪终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南宁教育在改革中前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在文革创伤中复苏的南宁市教育事业，从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地区存在着“世纪之差”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30年的艰辛探索，该市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文革时期学校满目凋零、学生流离失所的重灾区，成为首府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     

谷歌时光的歌

我第一次失恋的时候恰好听到了周启生的《天长地久》，结果是，以后每次失恋我都会听，觉得特伤感又特文艺。     

婚姻之门--上海1966-1976年社会生活史研究

文革时期,上海结婚登记数据的分布,呈现出"盆地型"的样式,即前期高、中期低、后期高的走势.同时,上海10年间的总离婚数只有6489对,即偌大个千百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天的离婚人数还不到2对.原因是在无形中存在着一家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文革即将结束时的1975年,上海出现了涉外婚姻.     

“文革时期”的文学运动形态论纲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约下 ,文学运动走向形态畸变 ,出现了样板化、群众化、帮派化的形态分化。所谓样板化、群众化、帮派化的实质 ,不过是文学运动彻头彻尾政治化的产物 ,以路线斗争为主轴渐次出现在文学运动之中。样板化无疑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始终 ,保持着文学运动主流形态的一贯性。因此 ,无论是呈现出多样性的群众化 ,还是具有阶段性的帮派化 ,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文学运动的样板化 ,与此同时 ,也分别表现出从艺术到政治的某种悖离 ,从而作为文学运动的非主流形态 ,与样板化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