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疆四地州为例

基于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南疆四地州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并采用分层模型分析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较差,主要是由生计资本存量短缺、生计策略效益低下、生计环境质量较差所致,且面临多种生计阻碍,以多重资本阻碍型和多重资本—策略阻碍型为主;自然灾害的增加会减弱农业收入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增强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最近城镇距离的增加会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收入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以及减弱外出务工人员占比对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优化生计资本结构、加快生计策略转型、改善生计环境等对策,以提高脱贫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和生计可持续性。     

实施"一户一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研究——基于496个玉米种植户的调查数据

为进一步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基于山东省496个玉米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一户一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典型事实分析表明,是否实施"一户一田"的两类农户总成本和人工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一户一田"与玉米生产成本呈现显著负相关,即实施"一户一田"能够显著降低玉米生产成本.进一步使用村组干部支持率作为工具变量,经过筛选样本并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地区控制变量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实施"一户一田"降低了人工成本和机械成本,对农资成本和土地成本并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未加入农业合作社和未进行农地投资的农户,实施"一户一田"后的生产成本降幅更大.农村土地三轮延包在即,政府可更加关注"一户一田"的节本成效,思考村组实施"一户一田"的意义,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新出秦简与秦代“新黔首”户籍管理

过去将“新地”民或者故六国人称作“新黔首”,并不确切。在法律上，“新黔首”可界定为“新地”六国遗民符合条件重新登记户籍者。秦代从法律层面落实属地登记原则，统一将“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区分不同性质的“新地”六国遗民，编制“新黔首户”与“从户”等不同性质的户籍，实施差序化的政策；同时区别“新黔首”与“故黔首”,实行差异化管理。这些体现秦代大一统国家整合地域社会的差序规制逻辑，具有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朝鲜文献所载明代女真社会村落形态——以明景泰年间朝鲜观察使李思哲的报告为中心

明景泰六年（1445）是李氏朝鲜端宗三年，掌握国家大权的首阳大君出于笼络女真部族需要，以近臣李思哲为咸吉道都体察使，对图们江流域女真人展开调查。其调查报告涉及图们江女真各部落的分布，以及会宁镇斡朵里部女真村落的族属、酋长家系、户丁数等诸多信息，表现出村落形态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演进，家（户）成为女真社会个体经济单位，以及家长是家庭财产所有者等特征，对进一步了解明代女真族的社会结构颇有裨益。     

价格波动情境下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差异——对缓解生猪价格大幅波动的思考

养猪场户应对价格波动的相机选择行为及其一致性程度是影响我国生猪供给及价格波动的关键。利用河北、辽宁和北京等北方三省市养猪场户的调研数据,采用列联表和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价格波动情境下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养猪场户应对价格波动的相机选择行为以变动饲养规模和出栏时间为主,变动生产投入为辅;价格上涨时倾向扩大饲养规模、延迟出栏和增加生产投入,价格下跌时倾向缩小饲养规模、提前出栏和减少生产投入。（2）不同规模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存在差异,规模较大的养猪场户在价格波动时变动饲养规模、出栏时间和生产投入的行为倾向比规模较小的养猪场户低,尤其是变动生产投入和饲养规模的行为倾向显著偏低。（3）养猪场户的相机选择行为在价格涨跌时不对称,价格下跌时不同规模养猪场户选择变动饲养规模的行为倾向及行为的一致性程度高于价格上涨时,而选择变动出栏时间和生产投入的行为倾向及行为的一致性程度低于价格上涨时。据此得到推进养殖规模化有助于平抑生猪价格大幅波动尤其是周期性波动幅度,但对周期性波幅的平抑效应在价格涨跌时不对称等启示。     

青海藏族千百户组织的权力变迁

历史上的藏族千百户制度是朝廷对青海藏族部落头目委以官职而形成的一种基层管理系统,它的性质与士司制度的相同,主要在藏族牧业区实施。千百户制度在青海藏族地区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边政策以及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千百户组织是千百户制度的载体,为该制度提供了发生相互关系的结构,将不同地位、角色和利益的个体联合起来,维持了秩序,且形成了更有成效的整体。千百户组织作为藏族社会的组成部分,在青海藏族的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千百户制度被废除。文章对青海藏族千百户的形成过程、组织结构与权力变迁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考察。     

户坂润是如何兼收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之美的?

日本京都学派的成员之一户坂润是该学派少有的坚决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进步思想家。然而，与京都学派其他成员一样，他的学说与广义上的现象学运动之间亦有思想共鸣。户坂润的思想体系兼收现象学与历史唯物论之长的具体做法乃是建立起一种崭新的空间理论。该理论的具体思想要点包括：空间性要比时间性源始，像胡塞尔、海德格尔那样预设时间性的问题更本源乃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户坂的观点类似和辻哲郎);空间性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面相，但其中客观性面相具有更枢纽性的地位(因此，户坂润既不同意主流现象学家的空间观，也不赞同主流机械唯物主义的空间观);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方式乃是“今日”,而不是传统时间论所说的“(作为瞬间的)当下”,因为前者能够承载后者不能承载的人类的具身性与特定的社会内容。毋宁说，“今日”是具有双面相的：它既是一个可以被感性展现的现象学界面，又体现了这个界面背后的物理-经济-政治机制运作的信息；“今日”的双面相特征将便利我们在不放弃现象学分析的前提下，讨论传统现象学所力有不逮的话题，比如电影的图像呈现方式以及新闻媒体在“今日”发生的意识形态渗透作用。这一讨论又将为对于整个社会的马克思式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