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与文化自觉——从斯宾格勒与雷海宗谈起

文化自觉,就是认识到文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机体,有自己的孕育、萌芽、生长、成熟、衰落和死亡,完成一个自然生命的周期。文化多元的实质在于世界上曾经存在多个相互独立的文化,彼此无高下之分。中西文化之间,不是进步、落后,发达、不发达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有机体、不同的生命阶段及未来不同的走向。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返自我之本开自我之新。     

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

正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①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②同时,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追问,被当作中国启蒙思想史解释工具的"启蒙"观念,究竟是何含义?无疑,这两个问题——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对启蒙的界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另一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也向史学开放,那么后一个问题应完全属于哲学。     

第二语言习得“输入假说”评析

“输入假说”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由于这一假说是基于并针对自然环境下的语言习得,因此在实践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在接触、学习、介绍、研究、运用这些理论时,应该保持正确的心态。     

莎翁罗马剧《裘力斯·凯撒》的“雅努斯面孔”

莎翁罗马剧《裘力斯·凯撒》历来争议颇多,主要涉及戏剧种类划分、主角界定、政治意图归属等方面。援引文化诗学批评策略解构其"雅努斯面孔",或可为进一步探索莎翁戏剧的文化内涵提供有益尝试。     

从"食物"和"爱情"看后殖民——重读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香港作家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从对香港的边缘化位置与其物质感，观察这个都市的多元文化内涵，从而为其定位。     

论泰勒和鲍厄斯的文化观

作为西方旧文化理论集大成者的泰勒认为，文化就是文明，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取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整体。泰勒的文化观是建立在进化论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作为西方新文化理论的奠基者的鲍厄斯认为，文化学不是科学而是历史；文化的发展不是进化，而是传播和修正的积累；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不是民族学，而是方志学。他的文化理论是新康德主义的“历史特殊论”。二者的文化观，对现代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在说”,“语言在说”?

海德格尔提出语言可以引导人进入前形而上学、前逻辑的境域,这是语言的本质所在。西方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始终是沿着对逻各斯与努斯理性的探索为路线开拓其哲学领地。此种探索旨在追求存在的本质。只要人对神之存在发生不能置于眼前,是否有理由认为海氏们的哲思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一种为许多人依然陌生而不解的"创世说"?存在作为一切存在物的"他者"始终高居宇宙的尽头。     

论沙特影响力：从《非斯宣言》到《贝鲁特宣言》

沙特是阿拉伯人的摇篮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代,沙特一直是中东地区的温和派国家.虽然没有像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以色列那样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沙特却凭借自身的实力阿拉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并深深影响着中东政治格局的发展,是中东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沙特力排众议,从非斯首脑会议到<贝鲁特宣言>、<利雅得宣言>,彰显出沙特作为地区大国的巨大影响力.     

主客二分的理性精神探源

逻各斯和努斯的提出构成了理性精神的最初形态,逻各斯代表了客体性原则,而努斯蕴含了主体性原则。逻各斯和努斯的对立统一恰恰体现了古代希腊哲学中的二元论即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两者从对立达到和解,又在和解中包含了分裂。本文试图展现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图景,以便对主客二分的理性思维方式有了进一步了解。     

琴神、基督与酒神——《琴神降临》男主人公的三重神性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悲剧<琴神降临>中的男主人公瓦尔具备琴神、基督与酒神的三重神性,表达了他对艺术家形象的理想化认识:真正的艺术家除了有卓绝的艺术天赋外,还具有三重身份,即禁地的闯入者,如琴神俄尔甫斯;人的救赎者,如基督;人与世界的悲剧本质的拥抱者,如酒神狄俄尼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