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业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的实地调研

全国性的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工作已经获得各国普遍的关注,本文基于ACSI和中国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模型构建了我国餐饮行业顾客满意度概念模型,并根据湖北宜昌市多所大学饮食服务中心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修正初始概念模型,得到了有效的餐饮业顾客满意度概念模型,进而在分析餐饮管理与服务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措施,为创造良好的餐饮业管理质量提供建议。     

不要忽视价值观对人才的吸引力

金融危机凸显了西方公司价值观的局限,不单给他们带来了财富的损失,还带来了价值观上的困惑,这正好对于传统文化上强调以信为先以及和谐社会的中国带来了难得的机会。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写道: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紫气东来这句成语就出典于此。在发达国家爆发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国际人才的流动可望有些逆转,只要抓住机会,作为新兴经济体也可能走出自己的后发优势。     

关于战略性新兴技术企业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技术才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将技术发展好,才能在众多企业之中占得一席之地,而想要企业技术得到突破性的进步,自然离不开创新,培养出创新性人才队伍就显得格外重要.     

论金砖国家合作的潜力及限制——基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决定该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国土幅员、人口规模、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决定了它们在当今国际结构处于基本一致的位置,因此也应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对外政策。这意味着金砖国家之间既会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加强团结和合作,也会因为同质性的诉求而存在竞争。认清这种复杂态势下的合作潜力及其限制,是制定相应外交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总的来说,金砖国家在经贸、投资、全球经济治理、碳排放、全球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等低等政治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但在政治、军事等高等政治领域的合作则需要谨慎。     

论产业扶植──兼论日本经验

一、立论基础产业扶植是产业结构政策的重要方面。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确立扶植的对象。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源于市场失败。产业发展的目标和过程是各产业的非均衡协调发展,这也正是产业扶植对象确定的立论基础,即：（1）产业非均衡协调发展;（2）市场失败。首先,我们在一个封闭型的国内模型中确立产业扶植对象。由于产业的非均衡发展具体表现为主导产业部门、辅助产业部门和派生产业部门的非匀速增长,其中,主导产业部门处于龙头牵引和统率地位。无疑,主导产业部门的率先增长具有关键意义。成熟的主导部门无论从供给…     

数据要素扩大还是缩小了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数据不仅是促进“数实融合”的关键要素,也深刻影响着国民收入分配。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检验了数据要素对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能够显著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且通过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和提升就业创造水平两条路径缩小了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更能缩小技术密集型、生产性和高端流通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劳动密集型和普通流通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规模越大越能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且该缩小作用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特征。因此,应进一步畅通数据要素供给渠道,加大数据要素供给规模和拓宽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不断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战略性新兴企业财务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企业治理的视角

选取201 7—2021年483家战略性新兴企业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制衡、管理层薪酬、两职合一、董事会人数是战略性新兴企业财务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资产负债率、企业上市年限、企业规模也具有一定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为有效提升战略性新兴企业财务竞争力,可采取优化股权结构,营建合理的股权制衡度;优化薪酬设计,形成高度的管理层激励力;优化领导机制,保证高效的决策执行力;优化配套制度,强化资产负债管控等策略。     

试析数字化时代下数字人权的困境和出路

在当前的数字化社会中,数字人权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种种困境。理论上,数字人权深陷理论偏狭,学界对其地位的认可并不统一。实践中,数字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数据利用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数字霸权和网络暴力现象屡见不鲜。为了满足现实社会对于数字人权承认和保护的新需求,可以完善数字人权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对数据掌控者的监督。同时,政府发挥监管和救济作用,防止出现数字霸权事件,执法和司法机关加强对网络环境的审查和执法力度,数字弱势群体也加强自身数字素养的提高,培养数字意识。各方综合发力,才能真正解决数字人权面临之困境,数字生产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拉动企业劳动力需求吗？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标志性技术正深度融入各经济社会领域,在加速传统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引致了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新变化。基于2016—2020年385家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规模;(2)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提高了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份额,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份额,同时对技术类、财务类、行政管理类岗位的劳动力需求提升起到正向影响,对生产类岗位的劳动力需求起到负向影响;(3)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负向影响会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增强。因此,为实现企业智能化转型与劳动力配置的相对平衡,一方面需要培养创新型领军企业,扩大人工智能技术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应当评估知识技能需求变化,实现劳动力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匹配。     

中国式现代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风险和应对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需要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在化解传统风险的同时,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兴风险挑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机器问题”带来的社会失业风险、技术监管滞后带来的隐私风险、多智能体崛起带来的治理风险、技术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人类生存意义何在的终极风险等挑战,使社会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风险挑战,我们需要推动劳动力教育培训体系升级,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实现数据使用与隐私保护的平衡,实行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从而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险挑战进行有效治理,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