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问题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农合制度中补偿制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受益面和受益程度以及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现就江苏省新农合的补偿情况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完善建议。     

从医疗保险的角度看四川全民医保问题

全民医保现状 截至2008年底,四川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三个制度共覆盖7558．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6．6％;2009年要实现城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1830万人,相对于全省2140万城镇人口,年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比例要达到85％．     

农村重大疾病保障政策研究

目前,我国针对农村居民重大疾病的保障政策主要有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农村居民大病保险两种。这二者并非互相替代,而是保障水平的叠加。然而,农村不同病种参合者之间的不公平感有可能因此而加剧,大病保险削减新农合基金结余的程度以及由新农合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合法性有待论证。鉴于此,有必要将两种大病保障政策融合为一种制度,引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补偿的家计调查制度,当新农合保障水平提高到与城镇职工医保水平相当之后,再考虑将基金一部分用于大病保障。     

新农合的福利效果与改革方向——基于供给者诱导需求的分析框架

现阶段新农合政策对医疗费用的控制主要着眼于共付机制的需求方约束,这必然以降低农户福利水平为代价。在医疗服务供给者诱导需求的条件下,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引致的过度诊疗必然带来医疗费用急剧膨胀,最终造成医疗资源配置严重浪费和低效率。基于以供给者诱导需求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对我国现阶段新农合政策的福利效果进行了阐述,认为影响新农合政策中医疗服务供给者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市场竞争形态、信息不对称以及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并据此认为,新农合的改革方向应以控制医疗供给方的道德风险为核心,真正提高农户从新农合制度中享受到的福利和收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实施现状及问题分析——以湛江市雷州附城镇土角村为例

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以湛江市雷州附城镇土角村为例,在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深入了解了土角村新农合的实施情况,分点阐述了新农合在该地区的现状以及主要问题.在运用 PLS 模型分析影响该村新农合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论述了“湛江模式”值得推广的原因,最终得出完善新农合制度中能使其满意度提升的可行性建议.     

农村建立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分析

自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出台,我国广大农村逐渐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12年,已有8．12亿农民参保,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的医疗问题,但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仍就存在,本文通过对现行新农合制度的研究及对农村居民的收支情况分析,论证在农村建立大病补充医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农村急需建立第二层次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浅新我国新农台制度中的公共性流失问题

公共性是人在实践活动申所表现出采的一种社会属性,是在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的整合中所形成的人类生存的共在性,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依性。新农合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共管理角度来看,新农合是一项准公共产品。因为它是部分由公共资源直接和间接投入而形成的．新农合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应尽可能实现公平分配医疗服务和医疗资源,它强调以农村居民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其管理目的具有公益性。     

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居民的幸福而不是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深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幸福。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基线数据,可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均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在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制定中,不仅要考虑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要关注其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     

新农合与中国农民食物消费：经验判断和实证研究

我们在经验性判断的基础上,基于2001-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索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对中国农民食物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新农合的实施,显著地提升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食物消费支出水平。实证结果还表明,中部地区的农民群众与东、西部地区的农民群众之间,在自发食物消费支出需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在中部地区表现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