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基于认识论视角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选择

基于可知论、不可知论以及话语游戏论这三个方面的认识论导向,公共行政研究将呈现出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和治理主义等三种理论范式选择,在范式转换的理论视角下,公共行政活动逐渐从以权力主导为标志的权威管制模式转换到以权利交互性使用为标志的社会治理模式。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从对立到互嵌：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新拓展

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是制度学派开展研究无法逾越的核心议题。文章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审视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对老制度主义的承继与超越,并由此认为：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阐释更加精致与完善,不仅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也增加了现实的解释力,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完善与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针对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之下这一背景,文章在现实中考察了制度和行动者的关系,以求为转型时期我国如何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参考。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怨恨

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被视为经济学领域内的一场革命。运用价值现象学的方法可以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心理基础。怨恨构造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新制度经济学与这种精神气质是一致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与近代思想对否定的创造性力量的强调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起源及变迁的关注都与怨恨所造成的价值假象密切相关。怨恨使得现代人对世界的基本体验是怀疑,新制度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也与这种基本体验有关。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研究及其启示

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虽然时间较晚,却已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主流分析范式.但它毕竟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三个主要流派虽有各自的研究路径,却因都坚持"制度中心观"本身就存在着发展完善的问题.作为外来理论,中国政治学者们在借鉴的过程中,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转型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的特殊性,开创了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路径.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更多具有批判与开拓精神的研究者在借鉴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时,与本土政治研究相结合,并加以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影响我国农村家庭普通高中教育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投资普通高中教育是我国农村家庭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命质量、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影响该项教育投资预期收益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大、费用高。其具体表现为交易资产专用性高、交易不确定性强、交易频率低和交易度量难度大。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     

媒体与平台的依赖关系：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

新闻媒体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关系持续且深入。制度视角能帮助考察平台新闻业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进而更批判性地分析媒体与平台的关系现状。在制度视野中研究新闻生产,其观照对象经历了从政府到平台的焦点转移。进入平台社会后,社会学制度主义侧重分析算法技术、数据指标等制度的实践和影响,媒体的平台依赖是组织同构、制度压力影响和新的合法性机制建构的过程。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媒体与平台的互动存在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其行动路径和不对称权力会影响未来的平台依赖表现。为提升制度视角在新闻业与平台关系分析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在概念界定、分析重点、解释路径、社会情境等方面做出更细致的探讨。     

交易成本、行为选择与治理经济学——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学术贡献述评

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近些年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阐述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主要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述评了这一学术流派的主要研究议题和已取得的突出成果,并展望了治理经济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分别以公共池塘资源的自组织和企业边界与经济组织的逻辑为核心,通过拓展经济学关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成本和绩效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如何设计有效治理机制来解决交易、合作和冲突等人类基本行为的理解和洞察。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潜规则”的概念界定

在某种意义上讲,潜规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但目前学界对潜规则概念的界定却是一片混乱和模糊,针对目前学界对潜规则概念界定的混乱局面,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将潜规则定义为制度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