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     

东南亚伊斯兰势力的新发展及其影响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合法的伊斯兰政治势力趋于活跃,非法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得到发展,活动日益猖獗,对东南亚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破坏和冲击。目前,东南亚合法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和非法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影响都在扩大,但仍在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因此短期内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变更国家体制的可能性不大,但伊斯兰教和世俗力量的斗争将加剧。从东南亚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东南亚伊斯兰极端势力难以形成大的气候,但东南亚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还存在,东南亚的反恐斗争任重道远。     

达尔多元民主理论析论

达尔把民主分为理想民主和现实民主,认为现实中的民主不是多数人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不过,分析表明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精英统治。对于多元民主的困境,达尔相信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民主、建立微型大众组织使多元民主进一步民主化,以不断切近理想民主而得到解决。总之,达尔的多元民主是在代议制框架下对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平等的动态抉择。借鉴达尔多元民主理论,中国当今建设的应该是一种共时性的全方位民主。     

实践美学的逻辑模式

实践美学在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实践美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把实践美学全面地推向前进。这种前进,不仅表现在对以往实践美学的一些范畴、术语进行新的研究、拓展、开掘,而且也表现在把实践美学的基本思想观点运用到以往实践美学所没有来得及涉及的各种问题和相关领域,还表现在对实践美学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实践观和实践美学思想进行重新整理、理解、诠释。新实践美学的这些新发展、新开掘、新研究,本期新实践美学研究专题中都有鲜明的反映。通过新实践美学的研究,希望可以丰富和活跃中国当代美学,让一个真正的多元共存、繁荣兴旺的美学研究新格局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现实。     

我国官办社团的制度创新走向——以妇联为例

妇联等中国官办社团的存在是体制转轨的产物.官办社团在运作过程中依赖党和政府、偏离原始角色导致社团的服务效能下降.在面临服务对象类似的民办社团日渐兴起的新时期,政府要为官办社团提供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促其发展,同时官办社团本身也要进行与民办社团建构合作网络方面的制度创新.     

“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主题

“新帝国主义论”被认为是美国现今的国家政策。该理论主要包括“失败国家”论、“先发制人”论、“主权有限”论、“自由民主”论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等论调。     

浅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科技革命的推动、自身的制度调整功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巨大压力是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动因。新变化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而不是社会性质的改变,它在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同时,也给资本主义带来新的困境。     

商帮文化:动力抑或阻力

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初期年代,似乎极少有人去关心文化与经济两者间的关系,大多数人直觉的意识是经济发展与金钱(资本积累和投资)有关,而与文化关系不大.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新外交的大国意识初探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与此同时,我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建设性的调整,逐步融入到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中。尤其21世纪以来,新一届政府采用了更加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的对外政策,更加凸显出大国意识的外交理念与风范,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有利于我国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争取到更大、更多的国家利益,进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