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发展的路径及内在机理——基于兵团农业龙头企业的典型案例分析

工商资本下乡成立的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成功嵌入乡土社会。对于政府、小农户、企业三者至关重要。该文以嵌入性发展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兵团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嵌入的典型案例,从认知、文化、结构、政治、关系五个维度分析下乡资本融入乡土社会的嵌入路径和嵌入机理。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具有责任意识,积极营造同当地的社会关联,与小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融入当地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     

国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措施及启示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患者、医护工作者乃至普通民众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我国逐渐成熟的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在疫情期间取得成效,但同时也反映出心理危机干预系统建设存在欠缺。文章介绍了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的机构设置、管理系统、治疗手段、信息沟通系统等干预措施,为加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政策制定的特征分析与效果评价 ——基于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田野观察

文章聚焦政策本身,采用在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田野观察的研究方法,收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的政策并进行文本分析,主要讨论政策文本发布时间的分布态势、发布单位、发布形式和政策内容4个方面。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2020年1月15日至1月31日）国家级和省级指导性文件数量锐增。以江苏省为例,省级政策发文单位单一、文本类型多为通知类,起到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及时反馈、迅速应急以及布置指导的作用。政策发布主体联防联控的及时应对性以及对政策文本的长效性考虑上尚有欠缺。总结政策制定的规律、原则以及经验,提出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的政策观念应从单一权威主义走向多元协作,政策导向应从“战”时应急转向“平战结合”,政策价值应从“短期”应急转向“常态化”指导。     

超越官僚制,跳出"周期率"——新时代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新探索

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封建史,在治国理政方面前人给后世留下许多不朽思想智慧,大一统的官僚制度体系便是其中之一,它成就了中国60多个封建王朝的兴盛和发展,也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使历代王朝终未逃脱覆灭的宿命,这便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没停止过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努力与探索,其成功经验和智慧最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说中国历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历史周期率"问题,那么在西方500年发展史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则是"经济周期律"问题。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从"公共事物动机"入手,才能克服中国传统社会"官僚制"假设和西方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和领导力的提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培育及其带动作用——以石城为例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江西石城县着眼于“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立足县域脱贫与发展需要实施了“千人铸造计划”,该计划发挥县级行政动员优势并扎根乡土社会,从培育方案、产业选择、社会基础、组织设置与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着手,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嵌入式培育及其内生带动作用激发,形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实践范例。石城经验体现了我国县域政府独特的行政动员机制及其嵌入乡土社会的本土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培育扎根乡土致富带头人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有益启示。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影响因素及培育策略——基于19个省市39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19个省市39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发现其成长轨迹呈现出折勾型、倒梯型、V字型、阶梯型以及N字型五种类型,并且不同来源、不同世代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究其原因,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发展的动力支撑显得不足;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府扶持与引领作用有待继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并未得到恰当的把握;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相关利益主体分布比较广泛。针对以上情况,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策略:强化政府主导力量,增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吸引力;吸收年轻优秀群体,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新生力量;重视人地实际需求,把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时机。     

回流农民农业经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在甘肃、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回流农民农业经营决策和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回流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经营和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个人禀赋的影响表现为:教育程度较高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低;有培训经历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高;农业信息感知的影响表现为:惠农政策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也越大;农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低;支农举措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乡土情结的影响表现为:有土地流入经历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爱农情结越深的回流农民越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议从改善农业经营金融扶持与农业保险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业信息传播效果和激发回流农民乡土情结四个方面入手,吸引更多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培育更多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