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洋务运动与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在传统“旧学”中孕育着向近代“新学”转折的内在动因 ,但促成旧学解体并导致其发展方向变革的因素却来源于西学。然而 ,“化西为中”的历史过程却启动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方面将自己的支点建立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学的“致用”基础上 ,一方面将另一个支点奠基在西学的“实用”价值上 ,从而发挥了沟通中学西学的桥梁作用 ,并由此引发了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近代新学体制与城乡分离的加剧 --20世纪前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新学教育体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前所未有的变迁,却也由此引发了城乡社会一体发展模式的破裂,所谓中国文化"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导致城乡社会发展差距骤然拉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新学教育体制本身的致因也值得我们关注.     

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清末民初乡民抵制新学原因初探

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行新学教育，然而这种靠政府强力推行的新教育在乡村社会发展却举步维艰，与传统的私塾教育相比处于弱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新教育不为广大乡民所接受，乡民抵制新学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文化竞争的角度剖析这些原因，无疑对我们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教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有无相生,和而不同──试析宋代道教与儒、佛的文化互动

宋王朝推崇道教,宋代道教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道教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内丹论,二是三教合一的思想.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在融合三教的前提下,初步完成了道教外丹术向内丹术的转变,是北宋道教哲学最杰出的代表.北宋佛家学者中介导"三教合一"、"融道入佛"的典型是智圆、知礼二人,其它宋初佛教领袖都是"融道入佛"、"以道说佛"的个中高人,道教对儒学的影响在北宋五子等理学大家的著述均能看到,以理学大师周敦颐为例略述道教思想对宋代理学的深刻影响.王安石批判地吸取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而治,矛盾发展等思想,又整合了儒道的诸多优势,遂形成了独具特点的"荆公新学",代表着儒道思想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浅议近代新学的多重内涵

近代新学是以中学为母本,兼容西学,将二者糅合为一体而形成,杂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新学一词所包容体现的内涵是多重的。本文主要从洋务派、维新派与革命派三个派别对新学的认识理解出发,阐述其新学思想。     

晚清新学书目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与政治诉求

晚清出现了一股编纂新学书目的高潮。它们通过提要、类序、自注等多种形式,评论晚清新学历史书籍,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批判世界史编纂的语境中争取中国史家的话语权;在对外国(主要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史的批驳中进行国民爱国主义教育;著录、评论中国史家的新学历史撰述,反映出晚清史学的自我期许与学术自信。晚清学者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在所撰写的新学书目中,通过对兴亡史和变法史的评论寄予了保国、强国的政治诉求。     

茶马互市经济视域下的湟源新学诗

晚清及民国时期,湟源在茶马互市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保障了当地教育水平的提高。湟源新学诗与地方经济发展及教育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由于社会发展,新学诗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化,从一个微小的侧面印证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流变的内部变化。     

“道”与王氏新学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逻辑 ———兼论新旧党争的学术动因

王氏新学作为南方学术更具自由性、开放性,在疑经风气的影响下,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狭隘性而融通三教,并转入对道德性命的形上探讨,作为其核心范畴的"道"也超越了儒学之"道"的伦理道德属性而成为具有自然性的终极本体。由此推衍出以"求利"为核心的变法实践,并形成与坚守传统儒学价值的旧党之间的持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