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精神的失落与大学的误区

晚清以来，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大学逐步成为学术精神的守护者、传承者与发扬光大者，在推进现代学术的萌生、发展与转型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如果没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语）的北京大学，我们很难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狂飙突进、如火如荼的进行；如果没有西南联大在“国难时成为文化的支柱”，我们很难设想经历了漫长的抗战的颠沛流离之后，我们还能拥有完整而健康的学术精神。     

自由至上主义:“左”与“右”

人们通常将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的政党或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分类。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意义上的"右翼"。其次,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与通常被归为"左翼"的政党和运动有着更为类似的立场。最后,即使是在经济分配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即支持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行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把自由至上主义定性为右翼思想,是一种过分简单化所导致的误解。     

西方保守主义财产观的解读和启示

中国学者一般都认为,保守主义是私有财产的坚定捍卫者,而很少注意到保守主义财产观的内在矛盾.实际上,保守主义所指的财产应分为“软”、“硬”两种,而保守主义所欣赏的只是“硬”财产,对“软”财产只是消极地接受.保守主义财产观的这种内在矛盾,体现了保守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财产状况的深刻冲突,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分析当代中国财产的状况.     

回响与再思：新文化视阈中的“复兴”想象

20世纪初期,面对外辱内患,无数先贤以复兴中华为己任。文化复兴是继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国人自强的文化思考,体现为复古、西化、调和三种路径,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尝试。加深这一研究,正本溯源,既是深化新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对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与启示。论文以辜鸿铭、胡适、梅光迪、陈序经、梁漱溟等先贤的文化复兴思考为中心,分析考量其文化建设的路径与多种可能,并思考对当下的启示,认为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复兴既要遵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又要坚守自身文化的本色,方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彰显自身的话语与独特,一国之立必有其独特文明方为可贵。     

试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挖潜和创新

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广大农民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是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新农村呼唤新文化,挖掘内在潜力,创新理念、内容和手段,是新农村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发达国家道德教育改革及启示

发达国家道德教育改革兼顾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立场,在维护传统价值与群体利益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对个体的尊重,保护个人的发展,确立了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道德教育目标,凸显具有健全人格教育的道德教育内容,彰显多样性与社会性特征的道德教育方式与途径,使其道德教育政策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完善我们的道德教育体系:明确基于爱国主义的道德教育目标;诉诸现代化的道德教育内容;采取感受性、参与性、强制性、综合性的道德教育方式。     

论新文化派"非孝"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派掀起了一个"非孝"高潮.一大批学者写了许多批判儒家孝思想的作品.他们通过还原孝的本义,揭露了儒家孝思想的实质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从而剖析了儒家孝思想的种种危害.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广结善缘,"立体"交往;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乃至在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徽商心理终结。以此认为,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文章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和建构现代民族文化身份是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纠缠始终的两大问题.五四时期,在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为对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现代性单雏体认方式的否定性回应,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质疑进化论以暴露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局限性的同时,亦从这两个方面展开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论设想.在这一意义上,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中庸平和的主张背后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现代精神,它理应和激进主义合力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