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危机

从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趋势观察,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范式主张, 总体上是保守和落后的, 尽管它也有某些合理思想颗粒, 但其改革范式的实践悖论, 使人们不能不反思和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因此, 包括萨缪尔逊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 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 是准确地描述了其思想特征。我们应当继续全面超越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想, 为人类的健康发展与福利而贡献超前的智慧和终极关怀。     

毛泽东与"古今中西"之争

"古今中西"问题是近代知识界争论的主题。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本就有超越时贤之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就"五四"前后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总结,批判了形式主义与教务主义和对待传统文化上的虚元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出了既符合历史必然性又符合民族价值目标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他在建国后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些指导性原则对于实现新时期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极为重要。     

激进中的合理与偏差——浅析陈序经对辜鸿铭的批判

陈序经在<评辜鸿铭的复古主张>一文中,以全盘西化论为理论基础,即广义的文化观、文化整体论、文化进步说对辜鸿铭的尊孔复古、中国道德观等所谓中国文化精髓进行了批判.透过陈序经以极端的全盘西化论对辜鸿铭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评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陈序经文化社会思想及其局限性.     

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两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了变革中国的两种政治取向。保守相对于激进而言,非“保守派”或“旧派”之意。清季民初,中国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反之,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以致保守者的命运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政治与文化思想保守的尹昌衡,从“忠清”到“反清”,最后被迫“归隐”的人生经历,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不断激进的革命潮流中难以立足的写照。     

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鼓吹学习西方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严复,完全由西方文化培育出来的饱学之士如辜鸿铭,晚年都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并非“倒退”或“堕落”。表现在康有为、严复和辜鸿铭思想中的所谓“历史的怪圈”,其实一点也不“怪”。他们思想的演进轨迹完全符合个人知识文化素养的本质规定性,完全符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完全符合思想大家的个性化特征。学术界所谓规律性“怪圈”论,其实是因为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不自觉的误区。     

戴季陶的礼制思想浅析

1942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受命在抗战之中主持民国礼制的讨论制定,戴氏投入其中,通过《学礼录》及一系列的书信、文章等阐述了其以“周制”为模板,在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等方面形而上的规划,想象了以节制中和、文武并举的公民,全能政府、贤人政治的秩序和创业垂统、作则君师的领袖三者结合的理想国。戴季陶在民国后期对礼制复归的想象既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力图为传统儒家道德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寻求“礼”这个具体展现方式的努力,亦是代表了国民政府力图通过稳定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来稳定政治、消弭革命的企图,但他在制礼作乐上湮没无闻的事功也反应了其间的深刻困境。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解析辜鸿铭保守主义思想的独特性

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富个性的保守主义者,他以西方化的视角审视和接受中国文化,又以儒生式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向西方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被西方社会奉为中国文化代言人。文章以辜鸿铭独特的思想构成为关注点,以此为基础解析辜氏保守主义思想的独特性,明确其西方化的思想本质和评定其人文关怀的思想价值。     

张君劢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之哲思路向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活转于当代,融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需要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学术界当下的一项重要使命.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主张从人生观入手建设国家新文化,其理论体系注重价值理性的传统与致思方向,以塑造新的国民性为目标,遵照"新人"-"新公民"-"新民族"-"新精神"-"新文化"-"新国家"的逻辑脉络,实现了中国近代文化由工具理性启蒙到"人"的发现、人的实践理性启蒙的成功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